中国经济转型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伴随着民生失调、环境污染等发展失衡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学界多强调基于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带来的区域间竞争机制的作用,即掌握大量资源并具有相当大公共政策自由裁量权的各地方长官为获取财政收入、个人收入等经济利益或者组织内晋升等政治利益而展开“为增长而竞争”。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到短期内便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科教文卫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财政支出因为短期内无法出“政绩”而被压缩；为吸引较具有流动性的资本落户各自辖区,实际执行的环境规制程度被当作招商引资的隐形工具,导致中国经济结果偏重高污染企业,工业污染严重,呈现出“竞次”。我们认为区域间存在竞争压力是普遍现象,而“竞次”不是必然结果,大量文献证明政府并不必然迫于吸引具有流动性的资本而争相降低税收、环保标准等。区域间存在差异性,认识公共政策的具体政治过程以及官员决策时的政治约束条件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而这点恰恰被财政联邦主义和晋升锦标赛等理论进行了黑箱化处理,仅仅看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情况下竞争机制的短处,并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过程中存在其他制约机制,而正是这些机制作用的强弱决定了竞争压力下的各区域间呈现出发展的差异。地方政府长官的教育背景、从政经历、政治关联等,地方干部结构,地方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等构成公共决策的政治约束,更为关键的是信访制度、人大制度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可能产生的激励扭曲。政权的绩效合法性促使中央政府不仅寻求经济增长,也寻求社会的稳定,即使得公共政策的后果如公共品供给、经济增长等符合居民效用最大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分工(中央在政治上对地方官员具有绝对控制力,地方官员为辖内的治理负总责)提供了居民通过呼吁影响公共决策的空间,从而实现类似西方选举制度下对政府的直接问责。地方政府偏离地方居民偏好及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品供给政策或发展战略即使能实现经济效率改进也会破坏地方的政治均衡,损害中央政府绩效合法性进而可能得到惩罚。呼吁机制有助于实现对居民偏好的集成与对官员的激励与约束,从而克服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所面临的信息成本问题。受教育水平的增加、社团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而信访制度和人大制度为居民提供了正式的呼吁渠道；互联网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新的非正式呼吁渠道。与竞争机制所强调地方政府更了解居民偏好等信息不同,我们强调居民主动发送信息的行为有助于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提供公共品和约束腐败等行为,进而增强中央政府绩效合法性,现有政治结构与呼吁机制的兼容也许是中国政治制度保持稳定呈现出“威权韧性”的原因。我们梳理了人大制度等约束地方政府的法律、政治基础,通过对比分析演化为公共事件的环保案例中人大不同的表现对结果的影响,证明了居民通过正式渠道呼吁的有效性,进而基于人大针对环保的建议、环境污染程度等省级面板数据用计量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呼吁机制的存在和有效性。我们发现,地方人大针对环境问题提出的建议越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污染强度越低；人大建议促使地方政府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对环境进行治理,并且不是通过促使企业投入更多资金的方式,而是通过增大对企业治污行为补贴的形式降低了治污经费中企业所承担的比重。人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学界尚存争论,但多半基于案例研究,我们提供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地方人大并不是“橡皮图章”。我们强调人大作为呼吁机制关键节点的作用,不赞同作为地方政治权力分立机构的制衡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居民信访、社团发展等对人大活跃度的影响,在控制了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之后,我们发现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行为越活跃,地方人大就环境问题提出建议的活跃度越高；居民通过信访等行为可以直接促使人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可以借助社团的渠道影响人大。正式渠道的呼吁在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改善公共后果方面较容易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兼容,但存在政企合谋或官商勾结的领域激励兼容不易达到,互联网等非正式渠道的呼吁尽管为地方政府接纳度较低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发现以互联网的普及率衡量的非正式呼吁越强,官员腐败程度越低；非正式渠道的呼吁在降低腐败方面能节约司法支出,提高体制内反腐力量的效率。无论是正式渠道的呼吁还是非正式渠道的呼吁均能影响公共政策,地方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值得注意,使得呼吁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改善或许是解决诸多发展失衡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