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象，从而使得高管激励补偿问题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目前，中国企业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的历史转折点，快速提升企业效率对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从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提升企业效率的可行性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首先，本文对高管与通信行业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力求把握研究动态和研究前沿。继而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和效率理论为基石，从理论上探讨了高管激励、高管约束与企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此同时，本文对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这两种主要效率测算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分析，并最终确定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作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工具。　　 其次，本文选取2001--2010年中国A股通信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的技术效率测算模型，对中国A股通信行业的69家上市企业10年间的实际技术效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技术效率所呈现的时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A股通信行业上市公司长期以来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技术非效率现象，从而导致研究期间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仅为0.4783左右，这一效率水平与理想效率(值为1)之间具有较大差距，同时也说明中国A股通信行业上市公司在效率方面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从总体上看，中国A股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均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其效率水平得以逐步改善。　　 再次，本文将高管激励及约束因素纳入技术效率的测度模型，重新对中国A股通信行业上市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考虑高管激励与高管约束因素之后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提升至0.7179左右，提升幅度达到50％。由此说明，高管激励及约束因素对公司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推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两类因素的改善可以更为显著地提高公司效率水平。具体而言，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董事会治理、股权治理、产品市场约束、股权市场约束和债务市场约束均对企业效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面效应；但独立董事制度表现却相对失效，其具体表现为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企业效率改善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最后，本文在前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从高管激励形式的选择、绩效考核机制的设立、激励工具多样化等方面提出了五条完善中国通信行业上市企业高管激励和高管约束的具体措施，同时这些措施也为提高中国上市企业技术效率水平提供了具有借鉴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