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的存在不仅保证了人类的繁衍,还承担了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家庭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一起,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规范体系。古罗马共和时期,父权是罗马家庭运作的核心。这一“惯例”发展到共和晚期,因为扩张带来的各种冲突而有了新的特点。原本纵向的以代际关系为主的家庭结构开始向以同代人为主的横向家庭结构转变,尤其是自然家庭的出现加速了父权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力、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力的弱化、瓦解。古罗马的大肆扩张使数不清的财富流入罗马。奴隶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寓”涌入家庭。进入帝国后,因为社会稳定系数上升和人道主义的发展,奴隶的境况有了改善。但奴隶的社会属性改变不了他们是“会说话的工具”的事实,他们不仅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甚至参与政治。罗马皇帝对其皇室责任的运作也是父权运作的一种表现,对皇室奴隶权力的运作更为突出。这是进入帝国之后,有别于普通罗马家庭的新特点。皇室奴隶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奴隶”而存在,那些凭借自身才气和皇帝宠信的皇室奴隶甚至可以摆脱奴隶身份,过上较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