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从应对多种多样的风险以及优先保护特定法益的目的或者一定的刑事政策出发,刑法中规定了相当数量的危险犯。危险犯是与实害犯对应的刑法学上的概念,是指不以给法益造成实际损害,而是以给法益造成发生实际损害的危险作为处罚前提的犯罪。其中的“危险”首先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来存在的,因此首先是一种事实。刑法理论上对危险分为两类,分别为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两者实质内容是统一的,都是给法益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危险的实质内容就是给法益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的可能性。实害犯的实际损害结果有客观的、定型的、可以观察得到的客观表现,而可能性要件则没有如实际损害结果一样的外在形态,没有可观察的客观表现,其表现为“虽然损害并未发生,但以事物现存的状态来看,造成损害是紧迫或者可预见”的推论。从哲学上、规范上、司法实践上看,可能性构成要件的客观存在形态,表现出事实性与价值性兼具、交织的特点,这决定了司法实践中,以证据对“可能性”加以证明,存在相当的困难。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刑事诉讼领域的基本原则,具有相当的刚性,其要求所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均应以证据证明。证据裁判原则下的证明方式有两种,分别为直接证明方式和间接证明方式,两种方式的具体定义角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难以适应“可能性”构成要件的证明需要。“可能性”要件的纯粹事实部分能够以证据裁判原则确定的证明方式证明,而其中“价值”的部分则是无法以证据裁判原则确定的证明方式来证明的,因为这只是裁判者根据自身经验在主观上建立起来的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并无客观现实存在的对应事物。为了适应“可能性”构成要件的证明需要,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在“可能性”要件的证明过程中隐含价值判断的现实,而不能简单、机械的以证据裁判原则否认其正当性,要充分认识到“心证”在其中的独特作用,此外还需要注意到“自由心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质疑与问题,探索采用一系列替代性证明的方法去实现“隐含价值判断”的客观化与社会化,以此来实现对“心证”的监督。替代性证明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指导案例、引入专家辅助人、设立推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