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浸透着浓厚的人文底蕴，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文哲学为它提供了丰沛的精神食粮。“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使它成为了生龙活虎、极富感染力的画种。中国画的这种独特艺术魅力以及对“神、意、气韵”的崇尚，决定了中国画独特的审美观，或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绘画的本质所在，所谓中国画的本质，即是指中国画的根本性质，是绘画发展中比较深刻的，规律性的和保持稳定的方面，是可以从整体上定位绘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亦是人的视觉感官不能直接感觉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性质理解为绘画的内在精神，即绘画主体的精神。从历代留下来的绘画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一开始走的就是对自然“摹仿”与“表现”之间的中和美学之路，重“神”而轻“形”是它的基本脉络，而花鸟画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花鸟画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绘画艺术，人类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绘画作为美术的一个因素，可以说没有人类，也就不会产生绘画，在整个美术创造活动中，人作为创作主体，他的作用是第一重要的，而人文精神又是在这个过程中指引创作主体的中心纲领。 从原始时期的岩画、彩陶纹样到宋代的院体工笔花鸟画再到元、明、清时期的文人写意花鸟画，每一个时期出现过的花卉、鸟兽形象，都不是单纯的描绘其形态，它们或者是社会意义的表现者，或者客观的反映着人们的审美倾向，更或者成为了文人墨客寄情、言志的直接载体，它们以多元化的发展方式记录了每一个阶段人类在文化、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所发生的不同变化，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语言描述着人文精神与绘画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宋苏轼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自古以来，众多的文人墨客，都喜好将万缕思绪挥洒于笔端画上，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画以书为骨，以诗为魂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写意花鸟画发展开来，使得诗画结合的形式尤为盛行，写意是通过画家本身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而在画中对诗意美的追求，这使得花鸟画在诗画结合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国诗歌和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认识和探讨这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3]画与诗是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但这句话告诉我们各种艺术之间具有相同的规律和特点，古人赏画，先观其形色，而更重品其意，欲明画者之意，又读画中之诗，今人亦是如此，自宋元开始，很多文人画家，都喜好在画作中题诗，特别是一些遗民画家，国破家亡之痛深深地触动着他们的心灵，他们把对故国的怀念之情都蕴含在诗画之中，虽然不能以身报国，但也要用自己的精神和志气与统治者为武，誓死也要保持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作为画家，画和诗也就自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武器，元代的郑所南，把他忠贞不渝的爱国之情，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翰墨之中；明末清初以表现怪诞形象著称的画家朱耷，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辛辣、犀利的诗词，表达了自己不趋炎附势，洁身自好的民族气节。 诗画同卷，其意相投，这个“意”字可理解为，意念、意境、精神等，它是我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构成艺术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4]，通过品读画作中的诗文，观者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画者的意图、画面的主题，同时，这些带有深刻寓意的诗句，也成为了直接传达画家思想、意念的重要手段。 中国花鸟画的独特面貌以及能够形成独立的画科是与它独特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加之历代花鸟画倾注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观及哲学思想与理念，使得它在精神内涵方面更加丰满，画面更加完善，随着时代变迁，花鸟画能生生不息，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是与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总体哲学思想有着必然联系的，中国人文哲学为它的滋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沃土，可以这样说，中国花鸟画生长在中华民族富裕的精神家园中，必将随着它的发展壮大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