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能力,自人诞生之初,就与人、文化、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不论是将它归因于过剩能量的发泄、模拟本能的释放,还是现实之上愿望的满足、维持个人价值感的虚拟运作,人的“游戏”超越了物质生活,并且具有超越动物的情感、想象和创造能力等社会内容,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性的文化活动。本论文从文化学的基本视角出发,以“游戏”(Spiel)这一关键词作为切入点,考察迪伦马特的喜剧《抛锚》中游戏的表现形式和多重内涵。戏剧立足于战后经济复苏的时代背景,工作至上和消费主义的理念席卷了欧洲,暂时消解了战争带来的恐惧;但同时,追名逐利背后亦潜伏着异化的危机。文本呈现了一场怪诞的法庭游戏,蕴含着现实之上的理想:平庸的主人公特拉普斯被颂扬为二十世纪的犯罪天才;退休的老人通过角色扮演获得了类造物主的权力,用“知识”建构了象征秩序,甚至颠倒了神-人的等级秩序。本论文首先对游戏理论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梳理。18世纪的美学和教育学视野下,游戏是人的自我塑造理念,在20世纪,游戏被视为文化的发展源泉,与社会学亦有紧密关联。从游戏概念的历史发展趋势看,游戏作为现实之外的一种“表象”,不仅仅是人的理想化形态,在整体性崩塌之后的时代,更能突破现实的局限性,呈现新的存在可能。在异化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由于汽车抛锚陷于一种被抛出(Ausgeliefertsein)的状态,在现实生活的“中断”中获得了游戏的可能,通过游戏来反观自身。老人们以一种模拟和扮演的方式再现了法庭,将法庭还原至最初的游戏形式。作为背景的晚餐盛宴亦是审判机构的隐喻,与法庭游戏互为表里,推动着游戏共同体的形成。本文的第二、三章分别从主人公特拉普斯和退休老人的视角出发,分析剧中人物在游戏中的行为和变化。游戏建构了现实之上的假象,展示其中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演示人的存在状况。文中的法庭游戏是传统的神-人游戏的世俗化体现,老人们摒弃了现实中法律条例、摆脱了道德判断的束缚,对犯罪进行审美考量。主人公特拉普斯从坚信无罪到承认有罪的过程,是他尝试进入象征秩序的演示;他最终迷失于游戏的假象,对谋杀犯的设定产生了身份认同。退休老人则通过游戏重新建构了象征秩序,逃离了无聊和身体的衰退;他们虽以绝对权威取代了神的位置,却无法对罪责进行验证、做出确定的判决,以悖谬的方式体现了正义的失落。本文在第四章以迪伦马特的戏剧理论为基础,将戏剧作为现实的演绎(spielen),分析其中的颠覆性意义。特拉普斯的自杀本该是认知罪责之后的赎罪行为,被反转为毫无意义的自我献祭,消解了其悲剧性;而原本为了寻求正义的法庭游戏,也变形为腐化、怪诞的权力机器。迪伦马特通过喜剧形式描摹了一个充满偶然性、故障频发的迷宫世界,打破了传统喜剧结局中秩序重建的倾向——游戏之外的一切毫无改变,在短暂的抛锚之后继续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通过上述对游戏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游戏作为具有创造性的能动行为,满足了人的幻想,为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游戏与现实的混淆也蕴含了身份认同偏离的危机。另一方面,游戏主人公通过自杀终结了自己的平庸,恰恰凸显了现实世界毫无出路。在一个悲剧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当下繁荣表象下不可名状和无法把握的世界,只能通过喜剧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