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与物价作为宏观经济中两个关键变量,前者反应一国货币的对外币值,后者反应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两者相互关联,且统一于一国币值的稳定。随着全球经济及世界一体化,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日渐频繁,根据“一价定律”及“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价格通过汇率作为贸易中介转换为国内价格。汇率的波动必然会导致到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我国自2005年汇率制度由单一盯住美元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后,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性小幅、高频率升值似乎并没有显著影响到我国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大幅度的国际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国际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国内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似乎与传统的汇率变动与物价水平呈现出的负相关现象相背离。所以,自2005年以来,大量国内国外学者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研究,以求正确估计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程度,为我国寻求正确的政策来纠正我国经济的内外均衡提出建设性意见。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在全球蔓延开来,全球经济面临再次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宏观调控、稳定经济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宏观经济总体开始回升,全球经济已逐渐走出持续性恶化的阴影,但复苏的根基却并不牢固。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始企稳,股票大盘在金融危机中创下新低后也开始大幅度地反弹,出于避险需求推高的美元汇率开始重新回落,大宗商品价格开始震荡回升。宏观经济形势虽然总体疲弱,但已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本文将后危机时代定义为金融危机中最坏的情况已过去,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经济恢复增长,但又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的这个特定阶段称之为后危机时代。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在于逆转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且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危机前水平,即还未走出后危机时代。所以,本文结合后面的实证分析,选择自我国进出口贸易开始恢复即2009年3月至起2011年12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研究的时间窗口。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贸易国经济严重受创,国内经济疲软内需不足,在失业率飙升的国内经济压力下,各国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对人民币升值再次施加压力。同时,自2009年3月以来,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复苏,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内持续推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相对充裕。全球经济复苏好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预期,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但仍存在避险情绪,充裕资金追逐大宗商品价格,大宗商品缺乏供给弹性而需求持续强劲的特点导致其供需紧张,价格持续上扬。所以,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高,并有望保持上升趋势。另外一方面,全球受自然灾害、恶劣天气等影响,农产品等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以2010年粮食价格为例,全年中大豆价格同比上涨了34%,小麦价格升幅也达到46.7%,同时玉米的价格相比前一年价格水平增加了51.7%。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类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的经济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在全球蔓延开来,世界各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着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通胀率在经历了2009年2月至7月短暂的通货紧缩之后,继房地产市场6月复苏、资产价格上涨以及2010年2月份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以后,又再次进入了上升通道。在国内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高涨以及国内高通胀的大背景下,本文选择研究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如何。如果有,那么传递效应有多大,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进而进一步判定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是否有抑制作用?如果有,抑制的效果有多大?国内食品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度有多大?本人旨在通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给出结论及原因解释,提出目前尚未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要实现内外均衡的汇率及货币政策的选取建议。本文将采取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理论分析部分：将由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引入,从国际贸易和货币供应两个角度分析汇率的传递机制及其对国内物价传导的理论基础,并针对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现象原因进行探讨,以及提出不完全传递现象对一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部分：借鉴已有文献,结合我国现阶段半开放经济情况,引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外控制变量即国外价格指数、国内控制变量即产出缺口等变量,建立了半开放经济模型作为本文的经济模型。具体回归模型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大多学者针对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递归的VAR模型或者误差修正模型。本文考虑到国内外学者关于VAR模型的缺点：利用VAR模型通常结合脉冲响应函数来解释汇率变动一个标准差时相应的价格指数的反应程度,但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的结果受模型中变量次序的影响较大,所以这会显著影响汇率变动价格传递效应的结论。而误差修正模型是基于有协整关系约束的VAR模型,同时要求各时间变量是平稳的及单整的,同时可能存在多个协整方程和多个长期均衡关系。这同样会影响研究结论解释力度的严谨性。Banerjee等(1986)中指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能够克服上面所述的缺点之外,还具备两点优势：一、ARDL模型可以比较方便地得出关于汇率变动价格传递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二、对于变量的时间序列无论是一阶单整情况还是非平稳,利用ARDL模型得出的结果都是一致且有效的。参考刘亚等(2008)的研究,同样采用ARDL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分析。本文旨在考察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对CPI的影响程度,所以参考选择了自回归的分布之后模型(ARDL)作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标选取及样本数据选择方面,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阶段划分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2009年3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共34个样本点,进行实证研究。(1)选取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作为汇率的代理变量,名义有效汇率指数采用间接标价法。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人民币贬值。(2)根据公式Pt*=(Neert*Pt/Reert),结合我国国内物价指数CPI,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计算出外国价格水平FP,作为回归模型中国外控制变量的代理变量。(3)由于国内没有公布GDP月度数据,我们以工业增加值作为GDP的代理变量。2006年12月后的工业增加值出于统计调整未作公布,我们运用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和2006年各月的工业增加值推算,并以该工业增加值为基础计算产出缺口作为回归模型中国内控制变量的代理变量。(4)利用2009年3月到2011年12月的同比数据和2008年1月至12月的环比数据得到以2008年1月=100为基期的CPI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保证不同期间价格指数的可比性。以上数据中,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在线版；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CPI及食品价格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包括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等计量方法,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回归系数较小,说明我国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较低。相比当期,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滞后期系数较为显著,说明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同时,滞后一期的系数为负,但不够显著,说明汇率变动与CPI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滞后二期和三期的系数为正,较为显著,说明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物价变动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货币对外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也上升导致货币对内贬值。2、国外价格水平的统计系数较大,且在1%的水平下非常显著。这说明我国价格水平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国外价格水平的持续性上涨。3、国内产出缺口DGDP的回归系数同样较小,亦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产出缺口对价格水平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小,影响效果不显著。4、考虑到国内食品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引入食品价格冲击变量之后,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较强,但系数相对国外价格水平的影响来说较小,即食品价格冲击对国内价格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影响能力较弱。根据结论分析,本文给出一些具有参考性的政策建议,包括利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不具有可行性；可逐步建立稳定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给予货币政策实施的独立性；加强我国经济抵御国外价格水平冲击的能力以及稳定国内食品价格才是治理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