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女性写作,包含着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二是具有女性意识的写作。在“人”与“女人”的双重自觉中,女作家以女性意识为出发点,对女性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观照与描绘,并对传统男性中心话语进行反叛与颠覆,是这种写作的内核。而母女关系书写作为女性写作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十分自然地承担起解构男权传统、建构女性主体的重任。由于女性文化的传承处于历史的暗处,母女这一代际结构在文学史上向来得不到充分展现,女作家自“五四”伊始就关注到这一点,于是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将目光聚焦到了母亲与女儿这双重的女性之中。通过对慈爱的母亲、叛逆的女儿的描绘,女作家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在女性文学史的“空白之页”上开始了划时代的女性书写。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仅仅提出“出走”的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女性的独立自主问题,文本中重返母亲怀抱的女儿们展现出女性写作的困境。伴随着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复苏,80年代中后期,一些女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塑造恶母形象,呈现极端对立的母女关系。而在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中,母女关系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貌,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母女间或紧张对峙、或淡漠隔膜、或相互嫉恨、或相亲相爱的诸种关系形态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更好的展现。90年代以后,在商业市场的驱动下,中国社会语境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原本由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传统文学场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女性写作也朝着更为个人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调,其中的母女关系书写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展现出更为叛逆的姿态,从中流淌出属于个人的与属于女性的声音。母女书写的内涵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母性神话的解构,在母女关系书写的过程中,女作家塑造了许多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母亲形象,通过对母亲形象的重塑,女性写作将母亲还原成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其次,与审母同构的是女性的自审,成长的女儿们在寻求身份认同、身体认同的过程中,挖掘出母亲以及自身人性深处的幽暗,在质问与反思之中,女作家开始寻觅女性主体的建构之路。再者,文本中作家对母系血脉的追溯,对母亲谱系的梳理,使属于女性的历史浮出水面,女性血缘锁链背后的女性宿命,成为作家对女性命运的诘问与反思。通过对女性写作中母女关系的纵向梳理,我们可以发觉时代语境的变化给母女书写模式带来的影响,而在横向的作家作品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母女书写之中作家鲜明的个人色彩。此外,西方理论资源在女性创作实践中留下深刻印痕,外来思潮既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同时又会造成一种“偏移”效果,如何控制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女性写作需要关注的问题。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仍在不断发展,母女关系的书写在一代代女作家笔下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样貌,从家庭结构中的母女,到走向社会维度内的“她们”以及“他们”,女作家展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性别视野,将个体经验与外部世界对接,用女性经验与诗性语言展现出生活的本真,流露出对女性、对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