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基督教新教拉开了其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序幕。1865年，中国内地会由当时身为中华传道会传教士的戴德生在英国成立，它逐渐发展为新教差会中最具特色，影响力和传教区域较广的一个。它是一支跨宗派的信心差会，在其众多特色中，重用女传教士的策略尤为引人注目。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内地会之所以形成重用女传教士这一特色的条件，其次分阶段评述了女传教士的工作，最后分析了女传教士工作的影响。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妇女工作领域十分有限，虽然迫于现实的压力，一些传教团体先后给予妇女传教的责任，却并未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但是中国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享有与男传教士几乎相同的传教责任和待遇。笔者认为，此种状况的形成是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圣洁运动和复兴运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内地会的熏陶和扶助;作为中国内地会的建立者和长时间内领导者，戴德生个人具有的魄力和开放的心态;女传教士能够在男女界限森严的中国较便利地接近中国妇女的性别优势。本文截取1865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从不同角度展现女传教士的工作情况及其成就。在选材方面，本文从中国内地会女传教士整体及优秀个人之传教事业入手，以全面展现女传教士的历史地位。　　评价基督教来华传教问题需要秉持客观全面的态度。作为整个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一个部分，中国内地会同样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和条约的庇护下来到中国的。但其领导者和传教士都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有意识地回避和拒绝这种庇护，进而在传教中确立起中国内地会独特的地位。女传教士为中国内地会地位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她们通过对女性直接布道传播信仰，因为她们认为女性对于家庭成员的信仰形成作用关键，改造女性就可以创造一个精神上的积极力量;她们通过医疗传道医治中国妇女的身体，也给予其自食其力、展现自我的机会，但是女传教士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新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她们灌输的是基督教服从、虔诚等有关女性气质的内容，而非女权主义。笔者认为，中国内地会的高层领导层中缺乏女传教士的声音，其传教活动与中国主流文化的交流存在空白，此乃内地会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