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东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沿边沿江沿海城市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这意味着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需要转变为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协调并行的绿色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面对长江经济带新的形式和局面,分析其经济-生态系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和内在作用机理,掌握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研究各个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明确了经济增长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碳循环理论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基础上,发现并讨论了现有研究文献在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往往忽略了碳汇的内生性作用这一局限性。然后利用超效率非径向SBM模型并结合GML生产率指数对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基于碳循环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与未考虑生态净化能力(碳汇)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研发水平、对外开放等七个变量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各个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碳汇量和CO2排放量都是逐年递增的。分区域来看,上游(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个省市的碳汇量差异较大,其中四川和云南排名第一和第二位;重庆作为直辖市森林等绿化面积低于其他省份以及存在石漠化等因素使碳汇量较低,排名倒数第二;贵州由于喀斯特地貌、石漠化、水土流失等因素使碳汇量较低,排名倒数第三位;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个省份的碳汇量在中等水平差异较小,下游(上海、江苏、浙江)3个省市的碳汇量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上海的碳汇量在长江经济带中处于极低的水平,主要是因为上海具有工业发达、城镇化率极高,而森林和农业面积较低的特点。而CO2排放量上游最低,中游次之,下游最高,与碳汇量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体现了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对温室气体的载力较小,污染排放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对温室气体的载力较大,污染排放较小。(2)2004年以来,基于期望产出碳汇和地方生产总值的GTFP整体上优于只基于期望产出地方生产总值的GTFP,主要是因为未考虑碳汇的情况低估了技术效率的增长。在生态经济视角下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GTFP的增长同样重要。从区域层面来看,考虑碳汇后的GTFP,在上游和中游都得到改善,其中中游增加的最多,而下游不升反降。这与各个区域的碳汇量息息相关,中游地区由于碳汇整体较高而推动了GTFP的增高,下游地区碳汇量较低,生态净化能力相对较弱,从而抑制GTFP的增长。(3)在影响因素上,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研发水平、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系数在给定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说明这几个因素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的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而研发水平、对外开放、基础设施的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研发水平、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具有正外部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负外部溢出效应。基于理论回顾和实证检验结果等内容,对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1)明确生态环境的产权主体及其边界,充实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体现;(2)以差异化策略提高区域绿色发展路径优化效率;(3)降低绿色发展成本,支持科技创新,推进技术转化;(4)扩大市场规模以提高竞争在绿色发展中的贡献;(5)降低区域市场交易费用,促进绿色价值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