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凭借着农民工群体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着强劲优势,创造着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量。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早期,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往往与一系列的社会弊病捆绑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构思在大城市中建设了5所农民工博物馆（MWMs:Migrant Worker Museums）。本文将参照“新博物馆理论”的研究视角,对这一特殊的博物馆类型进行文化研究。新博物馆理论,亦称为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其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而是转向这一社会机构更为根本的存在基础和运作逻辑。通过对选取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作为个案,以农民工博物馆为媒介的“记忆之所”,使用参与式观察与资料分析法,着重分析其建筑外观、藏品、实景、雕塑等其视觉元素,以回答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博物馆呈现的记忆内容——建立了劳动光荣,温顺的农民工身体形象;强调个人奋斗,实现自我阶级流通;主张国家关怀,政策扶持与助力的记忆。更进一步地,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且对比由民间自主建立的北京皮村打工者博物馆发现,深圳劳务工建构的回忆空间中,它将工业遗产作为“记忆之场”,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重叠,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出现分野。通过对物的语境改变与挪用、对物进行描述和命名的过程把物建构为一个具有意指功能的符号性存在,这同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促成了参观者讲解、摄影的记忆实践的开展。博物馆也成为地方政府领导联系、沟通上级领导的政治空间,具有政治权利的生成与创造。同时,作为教育基地的农民工博物馆,开始围绕人的教育目的而展开,同时也传递了城市文化。被改建为纪念场所的农民工博物馆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出于保留原真性的目的,对这些地点进行保存工作,却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丧失原真性。本文旨在通过批判性研究,深入洞察文化机构背后的历史和权力运作机制,同时思考一种崭新的、更加平等的新型博物馆的实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