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三朝(理宗、度宗、恭帝)以及二王(端宗、卫王)时期的五十余年是宋代国家持续衰蔽终至不可收拾的时期，也是宋代文学史上文学创作停顿、沉淀、总结的一个时期。宋季虽然文学总体成就不高，也存在着问题，但出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文学现象，这些都与宋季衰世中的士风密不可分。宋季是个多事之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自史弥远掌权始至贾似道固权结束，一直是一种权相取代权相的格局。在经济上，农村由于朝廷剥削及大户兼并，中小地主多走向破产，而城市经济由于商业与贸易的支撑持续繁荣。在思想上，道学在多种复杂因素下，终于被确立为官方学术，但自此走上僵化之路。宋季社会的这些特征诱发且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固有的不良风习如奔竞、奢靡、崇虚名等，士人阶层整体道德水平下滑，士风主流败坏。理宗、度宗时期表面平静实则动荡腐朽不堪的政治摧抑了士大夫们本来未泯的责任感与进取心，造成了宋季君子在野、小人得志的反常现象。宋季士人心态与行为的这些变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加深了社会各方面危机，直接导致宋朝灭亡。“江湖诗祸”是宋季一个连系政坛、文坛的事件，其导源是发生在理宗即位之初的“济王事件”，其实质是史弥远对中下层士人干预现实、参政议政之风不满的爆发。“江湖诗祸”的影响并未因数年后诗禁的解除而消失，而在宋季五十余年成为一道阴影笼罩在江湖文人头上，促使了文人们对世途风波险恶的畏惧。因为士人心态的变化，宋季文学在作者队伍、写作主题、写作艺术等方面都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为了说明宋季士风与文风的互动，笔者选取了宋季文人及其文学作品中三个较有特色的现象：通过宋季文人普遍对“三高”的仰慕来展示宋季文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朝廷的疏离，通过分析在宋季文人文集中与相士交往的诗文来解析士人们人生无常之心理，通过刘克庄谄谀贾似道的诗文来了解权相政治下的奔竞之风以及士人人格的依附与变异。宋季诗坛是“江湖时代”，江湖文人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与科举的双重危机造成的。这是一个失落的士人群体，他们欲隐而无肥遁之资，欲仕而无上升之途，此种人生矛盾造成了他们“游”的生存状态。诗歌是江湖诗人的干谒之资与谋生之道，也是他们实现自我宣泄感情的途径，他们在诗中吟唱“行藏两无策”的生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淡泊乃至淡漠。由于眼光、地位的局限，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寒俭、卑、俗的特征。江湖词人的生存状态与江湖诗人毫无二致，他们的词作从内容到艺术都表现出江湖风味。江湖诗人是晚唐诗风的追随者，晚唐诗风在宋季的重现并非仅仅是对江西诗的反拨，也是当时社会状况与文人心态的主动选择。道学成为宋季思想学术领域的官方主流后，道学家如真德秀等人又在谋求道学文学观对文学的规范，他们编印了系列选集宣扬自己的诗文标准。宋季道学家的理论与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他们倡导本于理而达于实用的散文观，自己的创作也体现出儒者气象。与宋季道学士人的迂阔不达时务相对应，道学家过于僵化与重道轻文的文学观终将因不合情理而被后人抛弃。西湖词人是一个以王孙贵族、世家子弟为主体的词人群体，他们皆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日常生活以曳裾贵邸，清赏湖山为主。他们向往东晋王羲之等人的风度，心态中表现出一种远离当下现实的倾向。西湖词人的词作苛求音韵，讲究词法，在内容与艺术上追求清与雅。经他们之手，宋词走完了灿烂的生命历程。自元兵破襄阳到厓山海战的短短数年，国家天翻地覆。此时，宋代士大夫的忠义爱国意识集中爆发，文学也进入非常时期，无论在主题还是艺术上都与此前的文学以及此后的遗民文学有很大不同。忠臣义士们表现出强烈的“诗史”意识，他们在诗文中忠实记叙个人经历，展现国家命运，词采激切朴实，感情真挚动人。《四库全书总目》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评论宋季文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对宋季文坛的大致格局有着正确体认，也提出了一些概念，并将“江湖诗”作为了衰世诗风的代称。今人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在兼收并取之外也应当有所修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