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散文发展史上,戒文可算作较为古老的文体的一种。它是一种用来起到警敕和诫勉作用的文体。从总体而言,戒文是一种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边缘性应用文体,它的发展变化过程体现出极强的实用和功利色彩。从它最初孕育期的简单样式,到正式形成再到革故变新,其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渐进演变过程。在演变的过程之中,戒文从简约发展到较为复杂,种类也从单一衍生为较为繁多。首先根据行文语气的不同来划分,可以分为警敕类、劝诫类和劝诫兼警敕类三大类;根据警戒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自我警戒类和普遍警戒类两大类;根据文体形制又可以划分为散文体、韵文体、散韵结合体三大类。在本文研究的具体过程中主要依据第二类划分方法,第一类和第三类方法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会有所提及。根据第二类分类方法,自我警戒类又可分为帝王之戒和臣民之戒两类;普遍警戒类又可以细分为家戒、他戒、物事戒和女诫四类;家戒和他戒的内容较为繁多,为了研究的方便,再根据其对象和功能的不同,家戒类又细分为临终遗戒和戒敕子孙两类,他戒类也依例再次划分为戒臣下、戒君上、戒同僚三类。另有一类佛家戒文,因其特殊的应用对象和文章体例,又由于本人学识所限,不列入本文所研究的范围。根据目前所能辑录到的戒文,本文重点对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根据其各个阶段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发展时期:(一)先秦时期——戒文之初。这一时期出现的戒文不多,但是后来所固定下来的基本的种类几乎都有了,所以先秦时期,戒文便拥有了一个种类多样化的开端,并且在这一段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戒文曾经历经了一个“衰绝”的战国阶段,但春秋时期,作为后来戒文的主体类型的家戒类戒文无论从文体功能还是语言形制上都非常成熟了。(二)两汉时期——体制大备。这一时期,戒文的篇量急剧增多,各种形式的戒文体制大备。这一时期,戒文不仅从数量上与先秦相比有了大增,而且从内容上来说也更加丰富起来。先唐时期的戒文除了在上古三代出现的君王的自我警戒类型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之外,其他的普遍警戒类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出现了。(三)魏晋时期——开拓创新。就总体的艺术水平来看,较之前代的戒文作品,魏晋时期戒文总体上篇幅有所增强,文学手段的运用有所增加;从内容上来看,魏晋时期戒文内容逐渐向单一的方向固定,一部分在前代出现的戒文在这一时期开始与其它形式的文体相融合,并且出现了在某些警戒群体上被其它姊妹文体所取代的倾向。(四)南北朝与隋——转化发展。南北朝与隋这两百年间的戒文创作处于一种相对沉寂的阶段,与两汉和魏晋相比,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比较,都没有更新的开拓。这一时期戒文创作的“治家”主题回归。在戒文的文体品格中具有了一些特定的稳定继承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本文归纳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一)警诫性。这是戒文具有的最大的特点。警戒性之于戒文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二)实用性。治国、导民、齐政、兴家等,成为戒文创作的直接目的,它的创作是有着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的。(三)创作模式的稳定性。戒文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模式,有外在的固定形式,如在戒文的结尾,一般都有一些勉励或劝诫的套话,在文中也有一些劝诫或警敕他人所用的直接的套语。除此而外,在正文内容之中也有一些较为固定的内在形式。(四)与其它文体的交叉融合性。戒文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其它的姊妹文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交叉和融合,与其他文体相比,戒文的自我革新和学习功能极强。本文在对戒文文体的研究基础上对所有文体的演变共性也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归纳总结出文体演变的一些基本规律,供有识之士商榷:(一)“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文体演变的外部因素。(二)“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体演变的主体因素。(三)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文体演变的内部因素。戒文在发展过程中还广泛吸收了其他文体的养分,与箴文、铭文、教文、敕文、训文等多种姊妹文体之间产生了渗透和交叉,并在保持自身形制稳定性的基础上获得了灵活丰富的特点,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