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由此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经营。中国俨然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关注的重中之重。大量跨国公司入华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改善就业有着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由于其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它们在中国常常会做出一些社会责任缺失(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CSIR)行为,极大的损害了我国国家、社会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随着跨国公司加大海外扩张进程,其在东道国也有越来越多CSIR行为暴露出来。那么除了跨国公司本身的因素,母国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对跨国公司东道国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希望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差异,即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CSIR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Fortune 500强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0-2015年共16年。选取非正式制度距离中的文化制度距离与正式制度距离中的法律制度距离为自变量,以跨国公司各年在中国的CSIR新闻量为因变量,其中在测量因变量时,本文创造性地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挖掘跨国公司各年在中国的CSIR新闻。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跨国公司经济可见性以及经济脆弱性对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经济可见性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总额和在华员工数量来衡量,经济脆弱性用跨国公司生产或提供的产品是否与消费者直接接触以及跨国公司消费者规模来衡量。实证结果表明:文化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SIR行为越多;当跨国公司母国法律制度质量高于中国时,法律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SIR行为反而越少;在华投资总额能够削弱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正向作用,能够加强法律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负向作用;在华员工数量能够加强法律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正向作用,但对文化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之间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华员工数量越多,其文化整合的难度越大,公司需要在文化整合上投入大量精力;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能够削弱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正向作用,但不能调节法律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之间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法律责任是企业需强制履行的责任,无论其产品是否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它们都会履行法律责任;消费者规模能够削弱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正向作用,也能加强法律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华CSIR行为的负向作用。最后,基于本文的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分别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个角度提出一系列建议,认为跨国公司可以根据对外投资动机选择不同制度距离的国家进行投资,针对不同制度距离采取差异化东道国经营策略,而东道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以减少跨国公司CSIR现象,提升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绩效。与此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