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进路,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在探讨中,力求从当前认知中的“空白”或“不足”处入手,既注意从宏观层面把握小说与史传“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又注重从微观层面发掘其“相似性”的动态发展演变,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新的观照视角。全文内容主要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汉魏六朝时期,小说与“史”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区分,但小说作为“外乘”,尚未获得文体上的独立。唐时,人们“有意为小说”,一方面视小说为“史”之流,认为小说之功能在于“补史”,另一方面则使小说“传奇”、“虚构”的本质特征获得充分的发展。小说作为文体,开始具备自己的独立品格,并企图挣脱“史”的束缚,以本来的面目示人。宋元出现白话小说以来,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与“史”的疏离,在“传信”与“传奇”、“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及对“奇”的重新阐释和界定中,均隐含着划清二者界线的意图与构设。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变迁过程,恰隐藏着小说发展“去史传化”的蜕变过程,获得主体性的演进过程,本质认知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第二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内涵变迁。“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史”尊“说”卑的文化体认,也来自对史家以“史”存道文化活动的效法,同时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及品位的深刻用心。作为“史”之直接后裔,“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之“史补”观几乎贯穿文言小说始终。其于魏晋六朝时期已现端倪,唐至宋元发展为极致,明、清以后则日益走向多元化。白话短篇小说“史补”观主要以“佐经书史传之穷”的面目出现,旨在辅“史”以成教化之功。长篇章回小说中,“史补”观主要体现于历史题材小说领域。辅“史”以演“义”,为其“史补”核心。除此而外,还表现出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无论长篇还是短篇,白话小说“史补”功能的实现,皆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审美特征作为理论前提。“史补”观念的盛行,固然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小说本质特征的成熟,但也同时赋予古代小说以美、善兼济的人文特征。第三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传“奇”的史传渊源及其内涵变迁。小说与“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之叙事中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异事的采撷、基于传“义”目的对“文”的凭借,均对小说的传“奇”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史”对“奇”的限制性使用,为小说的传“奇”打开了通道,促成了小说传“奇”本质的生成。此中,杂史、杂传创作,具有重要作用。唐人“作意好奇”,以“奇”补“正”成为自觉的艺术追求。传“奇”中,不仅更讲究文采,并出现了“奇”之内容向“人间言动”的转变。宋元以降,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广泛征引及不断阐释,一方面使小说传“奇”的本质得以最终确立,并成为小说与“史”区别的实质所在,另一方面又使小说传“奇”走上了常中见奇、由奇入正、笔下生奇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变迁中,“奇书”、“才子书”的称谓,既蕴涵着对小说传“奇”正脉的追踪,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概括,也蕴涵着抬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第四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及其历史变迁。《春秋》既为“经”,亦为“史”。作为经典历史作品,它不仅开启了“史学”新时代,并于价值原则与叙事方法诸方面,给古代小说以深远影响。在古代小说中,不论是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以“义”为断的叙事伦理,还是直书其事的见“义”法则、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古代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以《春秋》为宗的创作意识,至唐代开始明晰,历经宋元以迄明清时代,不断突显,日渐加强。当然,借鉴的维度与强度,由于小说各体式的文化属性不尽相同,其表现也各不一样。其间,体现着古代小说“通变”的文化特征。综上,古代小说与史传既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又有各自的文化品性与艺术疆界。通过小说与史传的“互文”性解读,不仅更能清楚地看出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而且更有助于对其构成因素及内蕴的文化精神作出恰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