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国首创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体系的稳定作用较为显著,后全球各国各地区效仿美国的做法,也陆续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于2015年颁布《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它与宏观审慎监管、央行最后贷款人构成了我国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实践证明,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银行挤兑事件鲜少发生,因为存款保险制度能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从而达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但存款保险制度有一个天生缺陷就是极易引发道德风险。虽然在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之初,已经从被保险存款覆盖面、偿付限额的高低适度、存款保险定价及费率如何设定等方面尽可能考虑了如何规避道德风险,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有了存款保险制度这种国家显性保障后,存款人用信任代替了对银行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便可大胆从事高风险业务,追逐利润最大化目标。短期看,银行的盈利水平有所提升,但从长期来看,也积累了较大隐患,易引发银行个体风险甚至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存款人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后,只关注存款利率的高低,更愿意将资金存放在利息较高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银行间吸储的竞争力,从而推高银行负债成本,吸储成本的提高迫使银行不得不从事更高风险的业务。因此,本文从道德风险角度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并基于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助于更好规避道德风险,从而提高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作用。本文首先从理论视角探讨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说。具体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商业银行的总体道德风险水平会上升;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能降低国有银行机构等规模较大银行的道德风险水平;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会提高规模较小的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然后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用贷款拨备率、杠杆率、贷款过度增长率以及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从多个维度来衡量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然后选取2011年-2020年全国134家银行的微观层面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本文提出的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影响的三个研究假说分别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以后,整体上看,银行的道德风险水平有所提高。具体而言,贷款拨备率上升1.69个百分点,杠杆率上升1.31个百分点,贷款过度增长率上升7.32个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上升3.34个百分点。但不同性质、类型、规模的银行道德风险情况的变化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以后,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的道德风险水平有所下降,但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提高了资产规模相对较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从银行竞争的角度看,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扩张的冲动更强烈,存款保险降低了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通过高风险资产进行规模扩张的风险成本,因此激励了这类银行道德风险水平的上升。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研究对象的广覆盖以及将研究重点偏向农村金融机构。鉴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多为上市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做到了广覆盖,银行类型包括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且农村金融机构样本量占比较大,为80%。通过从整体和局部分别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分析道德风险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异质性,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农村金融机构研究较少和分类型研究不多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