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研究,试图通过研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推动下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最新成果,美国、欧盟关于情报交换的法律与实践操作,我国的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的实施现状,进而发现我国在该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途径。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国际避税与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关系入手,阐明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员、资本要素流动快,跨境纳税人达到数量急剧攀升,国际避税行为盛行,而一国政府仅仅依靠本国税务机关掌握的跨境纳税人信息,则无法对其有全面的了解。国家之间如果彼此不沟通交流,那么一国就不知晓别国的税收政策、法律规定,跨境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抓住税收法律上的漏洞,以达到避税效果。在此背景下,各国都开始意识到税务合作的重要性,国际税收情报交换作为税务合作中的重要一环登上了国际舞台。然后,对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含义、交换方式等作了介绍,通常国际税收情报出现在一国国内法和双边、多边条约中,以专项的税收情报交换协定或以条款形式出现于税收条约中。目前国际上常用的税收情报交换方式有六种:应请求的交换、自动交换、自发交换、行业范围内交换、同期税务检查和授权代表访问。各国可以根据自己在实践工作中的需求,选择适合的方式,同别国进行信息交换。OECD在推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上发挥了显著作用,本文以时间顺序,纵向地介绍了该组织颁布的主要法律文件、制定的国际标准,如《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税收情报交换协议范本》、《涉税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标准》等,除了法律层面,OECD也对督促各国在实践层面落实情报交换机制作出了辛勤努力,例如建立同行审议机制,对各国税收透明度和税收情报交换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等。第二章、第三章通过横向对比的方式,分析了美国、欧盟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的法律制度和实践操作。美国和欧盟作为该项制度的发展先行者,无论是制度上的设计还是实际的践行都相对比较成熟,对这两方的了解和研究能够让我们看到税收情报交换的发展趋势,最新动态,也能够对其的优势之处加以借鉴,转化运用于我国之中。首先,美国2010年颁布并于2014年实施的《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法案要求境外金融机构自动向美国税务机关申报其掌握的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并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否则该机构来源于美国的收入将被强行征收30%的预提所得税,并提供了两种合作模式供他国选择。FATCA的强势来袭让其他国家有些措手不及,但因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势力,一时间他国除了配合实施之外别无他法。其实FATCA原本只是美国国内法,但竟然能够强行的域外执行,这种以一国力量推动自动税收情报交换向前迈步的做法,也给我国也敲响了警钟。如果我国不重视新的国际发展动向,不加快速度完善自身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制度建设,则只能被动地履行交换义务,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也就不能享受其带来的成果,维护我国税收利益。其次,美国将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与第三方申报制度相结合,对纳税人提交的信息与第三方的申报进行核查、对比,漏报、少报行为一目了然,故而能够获取纳税人准确、真实的涉税信息。第三,在实际情报交换操作中,还有一套高效的工作流程,上下级税务部门之间形成联动,有畅通的沟通渠道,上级适时发函,以便了解税收信息的收集情况,下级及时制作核查进度报告,由此使得情报交换工作的开展能够实现良性循环。欧盟税收情报交换起步早,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在其成员国内部进行税收情报交换。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法律规定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法律条例,另一种是指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欧盟内成员国情报交换需求的增加,欧盟制定了《利息税指令》,欧洲理会事发布了《行政合作指令》。《利息税指令》要求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履行最低限度的报告义务,《行政合作指令》修改后,拓宽了情报交换的范围,要求金融机构执行与OECD共同申报标准相一致的尽职调查和报告义务,成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基石。但欧盟意识到,如果只是对其成员国施加报告义务,纳税人可以将资金账户转移到其他国家以达到避税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大利益损失。因此,欧盟积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避税地国家展开税务合作,与瑞士、安道尔共和国、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摩纳哥谈判签署了税收透明协议。以使纳税人在欧盟内外都无处可逃,遏制避税行为。在实践中,欧盟建立了电子数据库,在消费税领域,成员国为每个纳税人和场所都设定了认证号码,通过对认证号码的扫描,税务机关即可以轻松掌握产品与税收相关的完整信息。在增值税征管领域,也同样运用电子数据库来获取经营者的增值税认证号码和货物价值等信息。网络科技化的管理模式使得欧盟成员国能够迅速共享信息,对纳税人的涉税活动进行严格监控,有效地防止了税收流失。第四章探讨中国的情报交换制度,从国内层面的法律规定和国际层面的协助两方面来展开。我国情报交换制度起步较晚,到近期才慢慢有了发展,之前我国只是被动地为他国提供情报,而自己在税收征管中提出及利用情报交换的情况很少,2004年我国终于打破了零请求的历史,对外发出18份专项情报请求。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税收情报交换在法律制度和实践操作中仍有不足。我国对国际税收协作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承诺实施OECD颁布的《涉税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标准》,截至目前,已对外正式签署了102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以高标准通过了同行审议。国际社会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欧盟是推进税收情报交换的三大主要力量,对我国形成了制度上的倒逼,而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跨境纳税人的数量大大增加,若要充分掌握其涉税信息,税收合作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就现实需求来说,我国也要与他国进行税收情报交换。只有把握国际的最新发展动向,积极应对并探索适合我国的税收情报交换制度,才能维护我国税收利益。在国际层面,我国承诺的《自动交换标准》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共同申报准则(CRS),要求金融机构履行信息报告和尽职调查,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于2014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其第四章规定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这与国际标准相符合,应当尽快落实该项规定,使国内的配套制度跟上国际新标准的发展脚步,确保税务机关人员在工作中有法可依。目前,国内的情报交换依据仍然是2006年颁布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性质属于部门规章,层级较低,当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冲突时,税务工作人员就没有相关的规定来支撑,应当制定专门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法,为税务机关获取、使用信息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此外,由于我国情报交换制度还不健全,税务人员没有将情报交换手段应用于税收征管中的意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情报的收集工作被认为是额外的负担,这不利于该机制在我国形成良性的循环,应当对税务人员进行培训教育,提升其利用情报交换的意识,将情报交换融于稽查、征管的过程中,而不是互相独立,这样才能将这一新事物与传统的税收管理有机结合。还应当出台实施细则或操作手册,介绍情报交换的整个运行流程,规范、引导税务人员的工作。另外,我国缺乏高效的情报交换工作机制,基层税务机关收集的信息一般要经过县、市、省、国家四级的流转,整个周期耗时大约为一年,导致信息的滞后。应当在上下级税务机关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上级机关发布完任务后,不能被动等待下级机关上报信息,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上级定时发函询问情报的最新进展,督促下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本文的意图是了解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产生的原因、含义、发展进程,以及目前国际社会上的最新动向,分析相对比较健全的美国、欧盟税收情报交换制度,对应地来看中国的制度,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