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上海农村城市化为背景，聚焦一起典型的个体农民上访案例，区别于先前研究集中于农民集体上访形式、以比较偏远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入了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的分析概念，分析农民在不同资源与结构制约下的行动选择与策略运用。与以往研究侧重对政府行动逻辑的探讨不同，本文侧重展现农民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在现有规则与资源下，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与过程。以农民为主位，体现对农民的关注。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对于单个农民而言，自己利益诉求的表达，是要受外界的环境与制度结构约束。理性的农民必须将生存理性作为自己的首选理性，必须在满足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再考虑自己的发展。因此，对自身利益表达行动的实施与否也有个权衡客观资源与结构环境的前提条件。 其次，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既有社会机构变迁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个体农民因利益受损而上访，对于个体农民而言，是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行为。 第三，在国家民主化和社会力量增长的进程中，单个上访农民在行动过程中，会根据对自己行动结果的评估，实现从经济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对公平的追求)的转变。这实际也意味着，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变革，能够促使个体农民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社会理性行为的转变。 第四，资源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上访农民目标达成与否以及目标达成的程度，因此，对于单个上访农民而言，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并不一定能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对于理性的农民而言，他们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就会创造并使用各种资源，也将灵活寻找各种制度空间，以期有助于自身利益表达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