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容器作为财富的代表、技术的体现、礼制的载体,能直观反映社会上层人群的交流和政治形势的变迁,关中晚商青铜容器的长时段、综合性研究对探讨殷周变革以前周人的崛起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关中晚商青铜容器进行类型学研究,主要解决青铜容器的分期与年代问题。其次,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关中晚商青铜容器进行风格研究,重点探讨器形、纹饰,兼论铸造技术。按照地域特色,本文将关中晚商青铜容器风格分为商式风格、关中风格、汉中风格、长江流域风格,其风格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二里冈上层到殷墟二期早段,基本上属于商式风格;殷墟二期晚段至殷墟四期早段,出现不同于商式风格的新变化,以汉中风格和长江流域风格为代表,而关中风格尚处于探索阶段;殷墟四期晚段至周初,关中风格经过选择与整合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商末周初关中青铜容器风格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改造和选择形成的。再次,对关中晚商青铜容器进行组合研究。重点探讨墓葬中的青铜容器组合,兼论窖藏和埋藏单位不明的青铜容器组合。殷墟二期至殷墟三期,关中地区墓葬中的青铜容器组合演变总是滞后于商系墓葬,殷墟四期关中地区墓葬中的青铜容器组合则与同期商系墓葬同步。殷墟三期鼎簋组合出现于关中西部,此后逐渐得到强化,商系墓葬核心的觚爵组合则逐渐被弱化;殷墟三期“列器”现象开始出现于关中西部,其中列鼎、列簋较为普遍,列罍和列卣也有发现。关中地区晚商时期墓葬中的青铜容器组合主要源于对商系墓葬的借鉴和改进,是“周因于殷礼,所损益”的重要体现。最后,以考古学文化和文献为线索,以青铜器演进特征为框架,探讨周人的崛起历程。殷墟二期及以前,关中地区以商人为主导。殷墟二期以后,商人退出关中西部,周人向西北部大规模扩张,与晋陕高原的戎人敌对,同时与西部姜戎结盟,与汉中盆地保持自殷墟二期以来的联系。殷墟四期,周人与西部姜戎、汉中盆地人群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征伐西北戎人,最终通过牧野之战与商人一决胜负,完成殷周变革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