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是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限制最严格的强制性措施,立法对逮捕的申请、实施和监督等环节皆有规定。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享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试图在封闭的逮捕审查程序中“撕开一道口子”,发挥辩护权的效用。然而若真正想把辩护律师的在审查逮捕期间的权利落到实处,至少在逮捕及其相关程序中应确保律师能有机会获得逮捕所依据的证据材料。而当下,我国刑诉法仅仅规定辩护律师在移送审查起诉后方才享有查阅卷宗的权利,在审查逮捕期间,辩护律师只能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和向侦查机关了解两个途径才能知晓案情,此种情况下,律师提出的意见实难发挥与侦查机关的申请相抗衡的实效,对于逮捕决定的影响微乎其微。目前,学界不仅对于律师阅卷权的行使节点存在不同看法,并且对于律师阅卷程序的具体操作也存在争议,即便对于“审查逮捕”律师是否享有阅卷权偶有涉及,亦未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至于如何通过立法规范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更是理论真空地带。因此,审查逮捕阶段是否应当赋予律师阅卷制度,如何科学合理架构律师阅卷制度,将理论贯彻于实践并使之契合当下司法现状,是本文主旨所在。基于此,笔者试图分析当下为何律师在审查逮捕时对于阅卷权充满诉求,并在此基础之上剖析批捕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的法理依据。接下来以比较法视野考察境外在羁押审查时律师阅卷的机制,以此为鉴着重讨论如何在审查逮捕阶段科学架构律师阅卷制度,并合理衔接相关配套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立法规定与实务态度两个层面分析构建审查逮捕阶段律师阅卷制度的背景;第二个部分是从审查逮捕阶段的正当性、律师作为阅卷权主体的可行性、阅卷权这一权利必要性来一一论证在审查逮捕的阶段赋予律师群体阅卷权的法理基础。同时,笔者认为用侦查秘密原则来限制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行使阅卷权并不合理,反而可以有效遏制高羁押的常态化;第三个部分以比较法视野考察德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当下在羁押审查时提供阅卷的机制设置;第四个部分是在审查逮捕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制度设计,包括阅卷主体、阅卷范围以及阅卷行使方式,其中着重论述阅卷权的范围框定。第五个部分则是在审查逮捕阶段促进律师阅卷权的有效行使所应制定的配套措施,包括程序启动的告知制度、协调审查逮捕期限与阅卷时长、律师消极怠权的处理以及不当限制阅卷权的救济措施。如此,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阅卷机制构建才会更为稳妥地落到实处,亦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