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出版于1925年。中国台湾地区1954年首次出版其中文译本。然而在80年代前大陆地区对该书持完全否定态度。直到1983年才出现其首译本。本书一被引进到中国，就收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重译本数不胜数。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文学、文化和翻泽策略方面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很少有学者研究其大陆译本和台湾译本的差异。为什么大陆和台湾在不同时间翻译本书？为什么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为什么本书在大陆经历了从排斥到肯定的过程？本文从描述性研究的角度客观的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解答。本文以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框架，根据社会和历史背景将本书在大陆和台湾的译介分为三个阶段，探索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前两个阶段中，主流意识形态、赞助者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一致，翻译文本的选择直接受政府控制，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大陆地区滞后翻译的原因。第三阶段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重译的鼎盛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多样化，翻译环境与前两阶段相比相对自由。对本阶段赞助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经济利益和读者成为翻译文本的选择的重要因素。然后笔者通过对乔志高(1971)、巫宁坤(1983)和姚乃强(2004)三个译本的对比分析，从语言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和译文外层面研究译者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独立的，而是同时存在的。　　 本文的特色在于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大陆和台湾的译介研究，首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证实重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证实意识形态在翻译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影响，最后本文也指出目前重译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