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奇”在十七年文坛上的“昙花一现”,是当代文学流程中一个颇为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些深受时人喜爱,甚至堪称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革命叙事,为何在一个彪炳以“文学大众化”为创作指归之一的时代却成为一群来去匆匆过客?“红色传奇”兴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至五十年代末期达到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反响巨大的代表性作品,但到了六十年代则渐趋衰落,乃至踪影皆无。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形成与“红色传奇”自身在叙事构成上的种种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红色传奇”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理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叙事模式。在言说“革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它虽然以其传统的民族形式和深为中国普通读者所熟知的艺术思维方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它自身的许多叙事短缺与弊病。严格地说,任何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均不可能排除个人叙事动机的参与,即使对于那些宣称出于纯粹的“革命动机”的革命叙事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红色传奇”的作家们大多利用过叙事副文本的形式向公众表白过自己创作的革命目的,但对照着具体的文本表述,我们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作者们在“公众契约”中所说的那么简单。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了《林海雪原》这一最具典范意义的叙事文本作为核心个案,通过对作者曲波当年所发表的各种“公众契约”和叙事文本的对照解读,揭示个人动机参与革命叙事的真相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革命的转义改写。当然,个人叙事动机参与革命叙事绝非为“红色传奇”所专有,只不过“红色传奇”特殊的叙事美学追求,却为个人动机提供了更为阔大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其很容易成为这一现象的“重灾区”。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叙事模式相比,“红色传奇”近乎完全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理念,“传统”是否能够圆满地演绎现代性的革命含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不让人顿生疑窦的问题。“红色传奇”以审美化的艺术标准讲述“故事”并依此来设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