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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要求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质量。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不断推高,相比于2007年,2017年中国城市平均地价为4276元/每平方,扩大了2.8倍。土地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会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存在着引导FDI向中西部转移的区位变化以及引导东部地区FDI产业升级的结构变化。
本文首先进行土地价格与FDI的理论机制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说:(1)土地价格的上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对FDI产生了抑制作用,且可能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2)在中国土地价格存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原驻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可能将产业转移或布局到地价相对较低且投资环境日益转好的中西部地区,从而影响FDI的区位分布。(3)不同行业层级的外资企业对于土地价格上涨的敏感度不同,高企的土地价格形成价格门槛,淘汰低效率的原驻企业,吸引高效率的潜在进入企业,从而影响FDI的结构。其次,利用2000-2017年中国104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从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土地价格上涨对FDI整体的影响,再利用条件Logit模型和FDI结构高级化指数等对FDI的区位和结构变化进行验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从区位和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
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1)无论从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OLS和2SLS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出土地价格的上涨显著抑制了城市FDI的规模,且分区域看,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分行业看,对低效率FDI的影响更大。(2)通过从工企数据库中筛选出每年新进入的外资,采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土地价格上涨对FDI区位的影响,发现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东部沿海地区中一些生产效率低的外资企业可能因利润无法弥补土地价格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迁往中西部,而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因本身的利润率和附加值足以承受土地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继续留在东部地区,从而形成东高西低的FDI区位分布。(3)通过制作核密度图以及利用FDI结构高级化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更多行业层级较高的外资企业被选择进入到城市之中,使得城市整体FDI的结构得到了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减少政府干预,优化土地市场化机制;强化FDI质量意识,严格把控FDI项目的审批;合理引导FDI的产业投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本文首先进行土地价格与FDI的理论机制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说:(1)土地价格的上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对FDI产生了抑制作用,且可能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2)在中国土地价格存在区域差异的背景下,原驻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可能将产业转移或布局到地价相对较低且投资环境日益转好的中西部地区,从而影响FDI的区位分布。(3)不同行业层级的外资企业对于土地价格上涨的敏感度不同,高企的土地价格形成价格门槛,淘汰低效率的原驻企业,吸引高效率的潜在进入企业,从而影响FDI的结构。其次,利用2000-2017年中国104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从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土地价格上涨对FDI整体的影响,再利用条件Logit模型和FDI结构高级化指数等对FDI的区位和结构变化进行验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综合分析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从区位和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土地价格上涨对FDI的“选择效应”。
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1)无论从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OLS和2SLS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出土地价格的上涨显著抑制了城市FDI的规模,且分区域看,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分行业看,对低效率FDI的影响更大。(2)通过从工企数据库中筛选出每年新进入的外资,采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土地价格上涨对FDI区位的影响,发现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东部沿海地区中一些生产效率低的外资企业可能因利润无法弥补土地价格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迁往中西部,而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因本身的利润率和附加值足以承受土地上涨所增加的成本而继续留在东部地区,从而形成东高西低的FDI区位分布。(3)通过制作核密度图以及利用FDI结构高级化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更多行业层级较高的外资企业被选择进入到城市之中,使得城市整体FDI的结构得到了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减少政府干预,优化土地市场化机制;强化FDI质量意识,严格把控FDI项目的审批;合理引导FDI的产业投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