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得出的统一结论就是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呼吁加强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控制。然而，呼吁声中，两种观点始终交织存在。一方认为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贷创造机制就会冻结，引发巨大的金融灾难。另一方则认为资本监管不仅不能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反而加重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什么在全球已经形成统一资本监管规则的今天，学术界还在为资本监管能否承担监督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职责而争吵不休。经过研究，作者发现，由于缺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普遍理论框架，导致研究时存在不同口径和指标，从而造成结论的截然不同。本文基于全新的视角，分别从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风险承担后果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研究框架下探讨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商业银行不仅受资本监管的约束，还会在资本监管的动力效应下，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金融业持续稳健发展。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整体风景这边独好。2014年，我国264家商业银行登上国际权威机构《银行家》全球前1000家银行的榜单。取得的成就能否证明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规范了风险承担行为，进一步讲，是否已经达成约束风险承担动机、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的目标？首先，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由于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不能完全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自我约束工具。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三，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于2015年5月正式实施，之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的全额担保推高了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加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为了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向其他经济主体蔓延和扩散，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当前亟需研究和探索的议题。本文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界定入手，通过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和风险承担后果三个角度建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框架。从理论渊源上看，风险承担动机源于银行独一无二的风险转移机制，风险转移机制的存在使得银行能够将风险转移至存款人和监管部门。风险承担决策的理论渊源是投资组合理论，银行可以通过投资多样化和投资组合权重调整实现风险承担决策的优化。风险承担后果不仅为银行本身带来巨大损失，金融市场失灵放大了银行风险承担后果的效应和危害，整个社会被迫共同承担银行的风险后果。鉴于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和风险承担后果的特征，合规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表现为约束风险承担动机、优化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风险承担后果。通过理论辨析、数理推导，本文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资本监管有效性或者无效性的片面认识，指出资本监管不但能够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预防风险承担后果，还能够优化风险承担决策。进一步，资本监管的实现路径是通过资本补充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降低加权风险资产比重优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推广全面风险管理预防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这一结论与巴塞尔协议的理念以及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不谋而合。在全球推行巴塞尔协议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银行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商业银行如何在内生的风险承担行为和严苛的资本监管中进一步谋求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多个指标、多种实证方法检验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表现，结果更加具有稳健性。通过吸取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先进银行发展经验，反思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风险承担决策、风险承担后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下一步路径导向点明了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以往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单一视角，建立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新的研究框架。同时，将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置于该框架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资本监管在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优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和预防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后果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解决以往由于统计口径和界定不同带来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的问题。另外，该理论框架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特许权价值、存款保险制度、货币政策、公司治理等众多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