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投资规模水平的加大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入口松，选项盲目、立项草率，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效率，并造成了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低效率和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缺失，更使得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管理和监督较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发挥更大的效益，也造成了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低的现实。然而，对于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的评价，不能孤立地评估其效率水平，而是要在农户满意的基础上，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作出评价，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基于此，本文以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评价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农户满意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为目的，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非效率或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构建“立体三维”式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综合评价模型，探求基于农户满意视角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揭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低效率的原因，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修正公共服务投资方向，优化现有投资结构。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及其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农村文化事业、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从投资总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际水平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现状，并运用实地调查数据，从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主体、投资资金的来源渠道、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及其投资意愿等方面归纳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特征；其次，利用2009年40个县（市）的农村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满意度问题，并对农户满意的公共服务进行了拣选；再次，运用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DEA-Tobit两阶段评价模型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户满意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在测算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运用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对农户满意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结构效率进行了测算，同时，采用受限因变量的Tobit模型，揭示了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的主要因素；最后，从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后评价制度等八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的政策策略。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根据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现状及其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主要有如下特征：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资金使用不合理、农户需求呈现出层次性、农户投资意愿表现出先后次序等。（2）从整体情况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较高；农村公共服务投资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农村道路、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农民参与情况、农民对村委会的评价、农民对政府的评价等；农民人均年收入、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文化娱乐对农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农村清洁能源、年龄对农户满意度影响较小；农户满意度基本上不受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数等变量的影响；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而农户满意度根据其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次序性；拣选出的农户满意的公共服务主要有农村基础教育、农村道路、农村医疗、农田水利设施、饮水设施。（3）处于全国技术效率前沿的省份包括福建、山东、河北、河南、江西、内蒙古、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变异系数均比较小，均小于0.080（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除外）；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扩散的差异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农村公共服务资源、资金等投入要素变动所引起的投资规模的变化幅度，东部地区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在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影响因素中，财政分权、人口规模、农民收入水平、地理区位等因素，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效率差异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却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4）2007-2009年，达到帕累托最优效率状态的只有上海市和海南省，辽宁省在2009年也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效率状态；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结构效率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变异系数均比较小，均小于0.080；从时间趋势上看，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的差异逐年减小；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来看，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的变异系数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在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理区位等，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差异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财政分权度、辖区间竞争（财政收入能力与财政支出能力）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