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赋,追其源流,京都这种题材最早在《诗经》里就有出现过,当时只是对都城的地理形胜和宫室建筑进行简单的描写。到了西汉末期,汉大赋发展成熟,其内容多以宫殿、纪行、郊祀、畋猎为主,体裁宏大,辞藻华美。这时京都赋才从汉大赋这片肥沃的土壤中完全孕育出来,第一篇破土而出的京都赋便是扬雄的《蜀都赋》,为后世京都赋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而京都赋体国经野的宏大布局、辩丽恣肆的文风,可以追溯到《战国策》。战国纵横之风对京都赋的创作方式、语言风格、写作目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京都赋不仅有着瑰丽宏大的体裁,还有着广博丰富的内容;既能够润色鸿业,也能够针砭时弊。同时京都赋还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表征,蕴含了帝京文化和皇权意识,有着无可比拟的正统性,故而萧统将其列为《文选》之首。《文选》共收录了七篇京都赋,分别是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和《南都赋》,左思的《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在多个方面成为后世京都赋的创作范本,如其宏大的规模、主客问答的结构、丰富多彩的内容、雍容典雅的气度,以及委婉讽谕的特色,这些无不为后世之人所推崇、模仿。张衡的《二京赋》是对班固《两都赋》的拓展和延伸,不仅扩大了京都赋的题材内涵,描写更细腻生动,其讽刺力度也明显加深了不少。而他的《南都赋》虽然是描写地方城邑的赋作,但因其句式整饬,文辞流丽,有明显的骈偶倾向,热情地讴歌了自己的家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也被萧统收录进了《文选》,也是《文选》里唯一的一篇描写地方性城市的京都赋。左思的《三都赋》将京都赋的创作推向高峰,在对前人京都赋的继承上还有所创新。在结构上,大量使用率长隔对的修辞方式,弥补了全赋单调对结构方式,并产生出一种优雅恢弘对气势;在声色音律上,采用骈散结合对句式及大量双声、叠字,错落有致,节奏鲜明,更具音律和谐之美。而且较之前人京都赋,左思《三都赋》不仅广搜博采,殚见洽闻,而且更注重征实,“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作品出世时引起文坛轰动,甚至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这些京都赋之所以被萧统选录进了《文选》,除了这些作品本身篇幅完整之外,还与萧统对文学的审美取向有关。既是《文选》,通俗说来就是对文学作品做出筛选。《文选序》基本表达了萧统的文学审美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中也曾明言:“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单辞藻华美也不行,还得典丽相得,文质彬彬。萧统主张文学作品包括赋在内,必须讲求文义与辞采的内外兼修,两全其美。故而一些京都赋名篇也没被收录进《文选》,如扬雄的《蜀都赋》,杜笃的《论都赋》。前者题材内容较小,相比于后世的京都赋少了帝都风范的雍容大气;后者以赋为谏,具有较强的政论性,其论的成分远超于辞采的铺叙,质胜于文,因此都没被收录进《文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思想意识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汉魏时期的文人也不可能例外。尤其是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姿态,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京都赋作为帝京文化的承载体,其思想内容、创作主体、演变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