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入单位研究中的社会调控理论，以宏观和微观两种视野对1949—1962年发生在上海非单位人群身上以单位化为特点的组织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以阐明社会调控体系重构过程中，人、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国家和民众的两种视野下对组织化进行了关注。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内容，一是对基层社会重组过程中形成的非单位人群概况，包括这一群体的形成、总数及其变化特点、社会构成及群体特征进行论述，指出非单位人群自身的特征——可控性差是政府对其施行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重构社会调控体系必要性，以及基层社会单位化组织倾向产生的根源及其对此后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是对非单位人组织化建构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并对基于此而形成的社会调控体系及其部分社会整合活动，即游民的收容与改造、摊贩的整顿以及家庭妇女的组织化进行图景式考察。其中，第二章着重论述基层管理体制由保甲制度向街居制度嬗变的历程，并对这一阶段形成的基层管理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这一时期居委会组织的性质。又以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论述国家通过社会调控体系对非单位人异质性的消解。第三章的内容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巩固。由于居委会建立之后，国家并没有获得如期的政治沟通，为此，国家在1954年对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整顿。通过这次整顿，原存于国家与居民之间的基层统治权威被全面清理。基层管理体制巩固以后，社会调控体系得以全面建立。当面对一些反组织行为的时候，社会调控体系已经表现出强大的调控效能。第四章是对基层管理体制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城市人民公社进行分析。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组织建构之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较为完善，公社对街居组织单位化程度的“跃进”式提升，反而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效果，最终引起了失控。尽管1不是所有的过度调控都会引起失控，但是，国家频繁而大规模地进行社会调控，却使得任何反失控措施都难以弥补过度调控带来问题，最终导致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失败，基层管理体制也再度退回到街居组织的状态。 第三部分即第五、六章，主要对组织化的结果及其影响进行综合考察，并借以分析社会调控体系重构过程中的人、组织与国家的关系。第五章的内容是对组织化格局下人及其社会生活的一种场景式描述。在基层社会组织化过程中，人们工作、消费和业余生活所显现出来的浓烈组织化痕迹，表明国家已成功地重构了社会调控体系，并借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深入和整合。第六章总结了社会调控体系的构建过程，并对其效能，即动员力和整合力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整个1950年代，国家为了实现有组织的现代化目的，展开了社会调控体系的重构工程。最终，国家政权凭借社会调控体系所具有的超强动员力和整合力，分配了各种资源，调整了社会利益的实现方式，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定向引导，最终造就了一个高度同一的国家与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