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叙事理论发源于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学之中,是西方叙事文学史上首次对叙事理论的系统化总结。因其历史成型的久远性,相对于现当代叙事学理论而言,本文将其定位为古典叙事理论。尽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文学艺术中已有零散的叙事理论萌芽,但惟有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西方古典叙事理论达到了第一个成熟期。这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古典叙事理论的学科化。亚氏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侧重研究古典叙事理论的专著,在《诗学》中亚氏探讨了古典叙事的起源、要素、手法、效果以及批评等方面的内容,最先将情节、性格等纳入到叙事文学的专业研究范围。其二是古典叙事理论的系统化。亚氏在《诗学》中首次系统研究了古希腊悲剧、喜剧和史诗三大文学体裁的叙事理论,以情节、摹仿等核心叙事概念贯穿古典叙事理论的始终,展现出古典叙事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其三是古典叙事理论的核心化。亚氏的摹仿观是古典叙事理论的核心理念,它关涉到古典叙事的创造论、审美论和本体论三个逐层深入的理论体系,而摹仿是其核心概念。其四是古典叙事理论的全面化。亚氏的古典叙事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而孤立的理论体系,它是共生互动于亚氏的哲学、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庞大的学科体系之中,如“卡塔西斯”作为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叙事伦理批评原则便是一个例证。导言部分实质上是本文的文献综述内容,回顾和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叙事理论研究状况。这里主要是从纵向性研究的角度力图把握住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研究的历史规律,展现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传承与发展的运动轨迹。首先是对亚氏的古典叙事理论研究本身所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就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深刻性和永恒性本文提出了研究的缘起;就叙事理论历史渊源的角度,本论文依次梳理了自亚氏之前直至现当代有关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研究的状况,反思了一些具有共同性的古典叙事理论命题。其次是对现当代叙事学做出概要性回顾和合理性参考。一是探究了现当代叙事学与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学科关联,二是探究了现当代叙事学与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对象关联,由此揭示了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与现当代叙事学的内在联系,凸现了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研究的当代意义。再次是概述了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基本内涵。这里分别整理出古典叙事与起源和要素、古典叙事与手法和效果以及古典叙事与批评和启示等丰富的层面,从而洞见出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学科性、专业性和系统性。第一章探讨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文学基础,分别就古希腊传说和寓意艺术与叙事、古希腊戏剧艺术与叙事以及古希腊诗歌艺术与叙事三个维度来展开。这里主要是从横向性研究的角度寻找出古希腊文学的叙事依据,从而在研究的立点上夯实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文学基础。就古希腊传说和寓意艺术与叙事来说可细分为古希腊神话与叙事和古希腊寓言与叙事两部分,古希腊神话的叙事时间性与口传性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叙事剪裁、叙事虚构和叙事口占等问题;古希腊寓言的叙事简约性和叙事对象格式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情节整一和性格塑造等问题。就古希腊戏剧艺术与叙事来说又可细分为古希腊悲剧与叙事和古希腊喜剧与叙事两个部分,古希腊悲剧的主题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命运冲突和人物过失;古希腊喜剧的讽刺方式和虚构效果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摹仿对象说和艺术真实观等。就古希腊诗歌艺术与叙事来说又可细分为古希腊抒情诗与叙事和古希腊史诗与叙事两个部分,萨福的叙述人称和品达的叙述评价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叙述声音、叙述者类型和歌队的作用等问题;古希腊史诗的描述方式和宏大容量关涉着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中的叙述摹仿界定和叙事剪裁和布局等问题。由此可见古希腊文学是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生成基础和支撑依据,没有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学,就没有流传千古的亚里士多德古典叙事理论。第二章探讨亚氏的悲剧叙事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均是对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单类研究),主要是从点和面的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分析。首先就单个的叙事概念点来说,提出了“卡塔西斯”新说,即从古希腊悲剧例案分析中得出“卡塔西斯”是古希腊悲剧叙事实践的基本尺度;从体系综合的角度得出“卡塔西斯”是亚氏理论体系中的关联术语;从叙事功用的角度得出“卡塔西斯”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叙事伦理批评原则,由此揭示出“卡塔西斯”平衡协调的合理内涵。其次就整体的叙事层面构成来说,探究了悲剧要素与叙事要素的必然联系,分析了悲剧要素对叙事要素的构成和影响,具体涉及到了情节、性格、思想、措辞、唱段和戏景六大要素。亚氏情节观与现当代叙事学情节观的三大区别、悲剧情节中“发现”的五种类型、悲剧性格的四大原则、思想的神权本质、措辞的抒情特征、唱段的装饰性和现实化作用、戏景的悲剧叙事效果等内容都得到了一一展现。第三章探讨亚氏的喜剧叙事理论,这里从喜剧作家的叙事事例和亚氏的喜剧叙事理论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证,前者是喜剧叙事的文学实践,后者是喜剧叙事的理论总结,本章的论述力图将两者统一起来,达到深化亚氏喜剧叙事理论的目的。就前者而言,阿里斯托芬的可笑喜剧叙事题材具有荒诞、谬误、怪异和戏谑四种类型;阿里斯托芬的逗笑喜剧叙事方式有谐音化、双关化、丑态化和行动化四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讽刺智慧表现为可笑和逗笑、先知和先见以及现用和现做三种常态。承接前个维度,就后者而言,亚氏的喜剧叙事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古希腊喜剧文学;喜剧的情节构成虽不如悲剧情节那样严谨但也具有连贯性;尽管喜剧的人物类型是滑稽小丑、嘲讽者和吹牛者等,但喜剧人物的创造方式仍然是摹仿;喜剧的语言论主要体现在谐音、一词多义、重复、同源词、拙劣的摹仿、比喻和言说方式的七种具体运用。第四章探讨亚氏的史诗叙事理论,这里从史诗叙事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和亚氏史诗叙事理论的有效归结来进行。首先针对《伊利亚特》的“重复”叙事特征,指出“重复”叙事既是《伊利亚特》的叙事机制又是它的叙事手法,而这一切又被繁复的叙事现象所掩盖。其次针对《奥德赛》的“婚配”叙事,指出为人所忽略的“大妻少夫”奇怪婚配,揭示出其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方面的客观原因,尤其是作为叙事艺术虚构的原因。再次总结了亚氏史诗叙事理论,其一是口传叙事理论,探究了“重复”对歌手口头创作的作用以及史诗口传的起源和传统;其二探讨了叙事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关系,尽管叙事的“真实”体现为假定的、主观的和情理的“真实”,但历史的“真实”是叙事的“真实”的前提条件,而叙事的“真实”又是对历史的“真实”的超越和提升。其三是归纳了古典叙事的技巧,即它在叙事时间上所表现的布局和剪裁的技巧和内隐的叙述者的技巧。第五章探讨亚氏的摹仿叙事理论,相对于前面的单类研究而言这里是其叙事理论的核心研究。首先分析研究了亚里士多德摹仿观与叙事创造论的关系。在梳理了亚氏之前的摹仿论及其影响后,揭示了亚氏摹仿观与叙事创造在摹仿媒介、对象和方式上的关联,归纳了叙事摹仿的五种类型。其次分析研究了亚里士多德摹仿观与叙事审美论的关系。其一,分析了亚氏摹仿观与叙事审美理想的关系。从叙事审美理想的前提来说,摹仿的真实性决定了叙事审美理想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从叙事审美理想的建构来说,摹仿在更深的层面决定了叙事审美理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叙事审美理想的结果来说,摹仿决定了叙事审美的功用性和现实性;但两者在整体上体现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统一。其二,揭示了亚氏摹仿观对和谐叙事美的生成特征。从摹仿性叙事的内在结构而言,亚氏的和谐叙事美体现出完整统一的特征;从摹仿性叙事的选择对象而言,亚氏的和谐美叙事体现出对立统一的特征;从摹仿性叙事的排列和容量而言,亚氏的和谐叙事美体现出大小有序的特征。再次探讨了亚氏摹仿观与叙事本体论的问题。其一分析论证了叙事起源于摹仿;其二探究了叙事的本质,从本质的存在状态、作用和功能以及内在构成成分三个方面揭示和归纳出叙事的本质,将叙事的本质定位为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结语是部分探讨亚氏的古典叙事理论与当今时代的问题,作为整个全文的后续研究,力图展现本文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和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时代性。首先探究了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深邃性与永恒性,一方面这体现于它自身的价值、系统的完善和哲理的深刻;另一方面,其理论的科学性也为后代的叙事文学史所验证。其次探究了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时代融合和展望。亚氏古典叙事理论的当代复兴一方面归因于它的知识论价值,另一方面又归因于它所可不断发掘的艺术潜在能力;仅就亚氏古典叙事理论与人自身和谐问题而言,他的诗学叙事理论以协调人自身情感平衡为特色,他的伦理叙事理论以把握人自身价值尺度为目的,他的政治叙事以维护人自身实践统一为结果。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叙事理论研究既是前途可观的,又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