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外文学史，家族母题的创作于不绝如缕的变奏中构筑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关注“家族”，将其作为探讨文化的前沿阵地，以重建一种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关系。九十年代长篇家族小说创作所呈现的喷涌之势表明：“家族”已成为当代作家创作中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世纪末的中国日益被卷入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学在此呈现出边缘化、多元化的趋向，大众文化的滥觞和作家民间意识的定位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新的文学背景，由此，九十年代的长篇家族小说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新质。 家族小说的创作与历史叙事是不可分割的，九十年代长篇家族小说创作中的历史叙事图解了以往明显的政治依附性，文学的日益边缘性以及民间话语的盛行消解了作家阐释中心话语的强烈欲望。与以往的二元历史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九十年代长篇家族小说的历史叙事模式采取了多元的叙事立场和视角，民间价值取向的确立与传统启蒙意识的难舍胶合成作家复杂的创作心态，从而构筑了九十年代长篇家族小说历史叙事的民间反思性。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透射莫测的人性，同时又赋予历史一定的隐喻性，以此反思民族生存的困境。另外，在一些先锋作品中历史只是人物的存在版图，作为一种景观化叙事而存在。作家从个人视点进入家族历史的演绎，营造主观化的历史情境。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加速，九十年代都市化的蔓延与冲击使带有浓重乡土情结的作家在文化取向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是都市化的各种文化意识席卷了家族这一载体，作家希望能超越乡土传统却又面临进入都市而来的惶惑，占有都市后有一种漂泊无根的感觉；另一方面，在对乡土文化的批判离弃中他们又不得不在此寻求一种依托或定点，以抵御都市现代文明掷来的眩惑。由此作家在创作中对乡土传统文化既褒扬又批判，既鞭挞又挽悼；同时又在对都市现代文明的追寻中因其狰狞与罪恶的衍生物而陷入困顿。现代都市文明的泥沙俱下又使他们置身于清醒与麻木之中，经历了特殊年代中的无与伦比的矛盾与焦灼。可以说，在城乡对峙的两垒之间，作家的情感也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剧烈冲突转换时期漂浮不定。 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失范、作家自我价值的贬值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等因素导致了九十年代多元的文化空间。以往作家疗救创伤之宏志不攻自破，变幻多样的社会使作家感到了失控，毅然决然的救亡与启蒙无疑将面临曲高和寡的窘境，批判与驳斥己是昨日黄花。在各种价值失范、文化断代的局面下，作家试图在“家族”中逃避现实摆脱困境，却不料找回了宿命论的答案，“宿命”的描写和描写的“宿命”成为一种策略。作家于家族历史中轮回出现的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宿命述说中思考与反省传统宗法的侄桔与男权的威压。另外，在一些先锋家族小说创作中，作家“纯虚构”地展现历史的存在时，历史的神秘主义的出现又导致了宿命的轮回情结的衍生。在神秘化的宿命中，历史总是对个人形成威胁，“宿命”总是表现为人们无缘无故的失败和灾难，一种非理性的控制和毁灭力量无时不在冲击人们，这种历史无理性是九十年代价值多元与失范中的普遍心理。运用这一策略，是作家自我倾述的自觉形成，更契合了大众的阅读期持，这一创作现象深深地烙上了九十年代独特的社会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