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有力象征,各国在制定本国税法时既会考虑国家的税收利益又会兼顾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的税收制度就会产生冲突、各国企业开展对外活动时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风险,与投资国税务机关的争议也不可避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逐渐多、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程度逐渐加深,我国涉外税收争议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变得复杂多样,但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实际上是以我国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通过与相关涉税国家的长期协商而形成,以相互协商程序为主导,耗时长、效率低、途径单一。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存在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征管水平较低、与我国的税收合作效率低的问题使得我国与之解决税收争议的效率较低。根据2020年OECD发布的中国2019年相互协商程序（MAP）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立案数量较多、结案数量较少,结案率偏低;我国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大多是为了解决转让定价案件,而且这些转让定价的争议大多发生于沿线发展中国家;我国利用相互协商程序解决涉外税收争议的时间明显较长,通常情况下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花费的时间要长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与印度转让定价涉税争议结案时间为14个月、与德国涉税争议结案时间仅为1.04个月。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应加快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特别是与沿线发展中国家,故本文选择了排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流量第二位、与我国税收争议数量比较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具体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导论和正文的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主要描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与思路。正文第一章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涉外税收争议的定义与分类、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念,以及博弈论、税收契约论、国际区域性税收协调理论三个理论,从而为后文的相关建议提出奠定相关理论基础。正文第二章研究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争议解决现状以及与印度尼西亚税收争议的焦点、涉外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实施状况、局限、以及存在的困境等。正文第三章以丸美公司为例,通过分析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涉税争议解决的典型案例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思路。发展涉外经济与保障本国最大化的税收利益往往存在矛盾,构建高效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往往需要克服多种困难,因此正文第四章通过分析其他国家和组织处理涉外税收争议的典型做法,吸取经验并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可借鉴之处以及可创新之处,并将这些可借鉴之处与前文分析得到的问题、困境等进行综合考虑,最后提出我国建立与“一带一路”国家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