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金融体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作用明显加强,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发展迅速,传统的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而其他融资方式的比重则大幅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措施所作用的空间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我国中央银行来说,新增人民币贷款已经不能准确的反映实体经济筹措的资金量了,忽视除银行贷款外的融资方式,不仅仅会难以评估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真实的资金支持情况,也很难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容易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偏差。因此,我国的中央银行也适时采取了措施,考虑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那么货币政策到底是如何受到这种客观融资环境变化的影响,影响的方面有哪些,影响的程度又是多少,这既是在宏观经济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上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在实践中直接影响宏观调控目标能否实现的严峻问题。本文以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先叙述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兴概念,然后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成情况,尤其是详细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情况,重点通过分别分析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来分析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弱化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使用效力,而强化了公开市场业务的使用效力；在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信贷规模指标作为中介目标的效力下降明显,货币供应量的效力也有所下降,而社会融资规模表现的尤为突出,其与货币政策工具及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很高,可以考虑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分别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影响,然后进一步用实证的方法就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这两个渠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实证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加入了社会融资结构的代理变量,并选取了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前后的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检验,更好的对比了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前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最后我们发现,社会融资结构变化使得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更为受阻,而利率传导渠道开始发挥作用。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给出了社会融资结构变化背景下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建议与意见。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调整与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其次,构建包含多变量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最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