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目标。清末以降,民族复兴思潮伴随民族观念而生,民族衰亡的忧惧而起,更以民族主义思想传入而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激发了全民族的救亡热情,振衰起敝的决心与信心空前高涨。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抓住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将民族复兴这一话语与自己倡导的言论相结合,发起了声势浩大、内容庞杂的民族复兴运动。民族复兴运动在国民政府的极力倡导下,变成一种全民族动员的社会运动,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多个层面,都有其具体的涵义。政治层面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想要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一党领袖独裁；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提倡实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社会生活层面主要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自由派学人创办《独立评论》杂志,他们以独立的精神来评论社会时事。对于国民政府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他们自然不可能无所回应,无动于衷。自由派学人回应民族复兴运动的方式,不是直接针对这一运动本身发表评论,而是针对运动的具体层面采取论战回应、建议回应以及批驳回应等方式。对于民族复兴运动政治层面的内容,自由派学人主要以论战的方式来回应。国民政府提出实行一党领袖独裁,而自由派学人内部对于国难之下中国政治出路应走的方向发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同情国民政府应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实行独裁政治,而这种政治是不同于政府独裁论的“新式独裁”；一部分人认为现在如果向独裁妥协,最终会走向旧式专制,因而国家政治应实行民主政治。“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它的议题直指当时社会的政治中心,而他们的回应也从侧面反应出自由派学人在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与民族救亡情结之间的纠结状态。对于民族复兴运动经济层面的内容,自由派学入主要以建议的方式来回应。国民政府提出实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内容几乎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其中农业、工业以及金融等大的层面的问题,自由派学人会有回应。总体来说,自由派学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没有提出很大的异议,只是在具体的实施上面,会有许多细节性的建议,也就是说自由派学人认同国民政府在经济层面上的作为并为他们积极献策。究其原因,是国民政府的政策及行为既不触及他们价值观念的底线又迎合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对于民族复兴运动文化层面的内容,自由派学人主要以批驳的方式来回应。想要复兴民族,必先恢复民族自信力,这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而对于如何恢复民族自信力,国民政府提出要尊孔读经,实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自由派学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极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面对这股旧文化的逆流,他们自然是不遗余力地抵制。自信力的形成,不是靠盲目地固守旧有的文化,而是要深刻地反省中国自身的文化,从反省中才能看见中国文化的出路。在这期间,有集中反映他们思想的“信心与反省”的论战,可知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由派学人对于国民政府提倡读经的态度。在文化层面上,国民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不但与自由派学人不符,更直接触及到了他们为之坚持的价值理想,更不符合他们心目中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出路的所有想象,自然会有批驳的反应。对于社会生活层面的新文化运动,自由派学人对此没有很多的关注。原因在于,在自由派学人看来,这样一个涉及到日常行为的规范化运动,本身没有什么值得褒扬或批判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效果,口号和虚文之后,再也没有值得深究的了。自由派学人对于国民政府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其态度分别为：政治层面是分歧的,经济层面基本是支持的,文化层面是抵制的,社会生活层面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