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大道”是董村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村民普遍参与的传播实践。董村村民通过“讲大道”将村庄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村民之间流动的信息,从而将村庄的社会生活置于道德共同体的监督之下,对村庄中的个体、家庭和社群形成威慑力。本研究尝试通过“讲大道”这一董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侧面,来进入村民们的生活世界,考察“讲大道”的变迁及其对农民融入城市的影响。本研究以“结构化”为理论视角,基于民族志方法对董村中的“讲大道”展开研究。首先,以“董村”迁入“董家小区”为分界点,考察董村在拆迁前后村民们“讲大道”的差异,从“讲大道”的空间、内容和功能等维度对董村村民的“讲大道”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和比较分析,进而把握“讲大道”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与形式。其次,就“讲大道”中的行动主体展开分析,从信息的流动过程和村民的社会网络切入,理解社区管理者、社工、拥趸和村民在社区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和身份。最后,从结构化的视角对“讲大道”的变迁进行因果分析,一方面阐明社会转型、媒介发展和村庄动迁等结构性因素与“讲大道”变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考察董村村民的适应性行动如何塑造了“讲大道”,并借此开辟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市民化道路,以及具有文化治理功能的传播活动。基于在“董村”的民族志和经验材料,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拆迁前“董村”村民的“讲大道”分散于村庄各个层次的空间中,在内容上本地生活与社会时事兼具,并对村庄中村民的社会生活起着规范和教化的作用;第二,拆迁后的“讲大道”集中于生活化和媒介化的社区空间中,在内容上呈现出去政治化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于村民的道德约束力;第三,董村村民在目前的社会网络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社会身份边缘化的焦虑促使村民以“讲大道”为媒,开辟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市民化道路;第四,“讲大道”的变迁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城市化进程、农民的集体性身份焦虑以及媒介产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涵的农耕文明传统或可成为“人的城市化”的一个入手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