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朝代。作为此时期最重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以不相同的出身、经历和爱好，因为追求个性的自由而走在了一起。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超脱，行为放荡而又深谙世事，用他们卓越的才华向统治者展幵了一场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心灵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竹林七贤”的带动和影响下，音乐幵始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抨击社会、培养意志、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首次从音乐的本体出发论述声与情的关系，是既《乐纪》之后，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部思想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阮籍是“竹林七贤”亦儒亦道的代表，其思想凝结而成的《乐论》，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继承了儒家唯心主义音乐美学，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山涛度量宏远，身在竹林却心系世外，真正的把儒教的积极用世思想化为老庄的人自然之美，使玄学和儒学两者在其自身完美交融，最终位居三公并得以寿终；向秀平和中庸，淡泊超脱，深得老庄玄学的真谛，是魏晋玄学的追随者和幵拓者，也正是由于他这种人物的存在和活动，才使得音乐思想带有了浓重的玄学色彩并异优于其他时期；阮咸旷荡放诞，蔑视名教又善解音律和弹奏琵琶，在音乐的实践和音乐品评上独到精致，最终与儿子阮瞻一起在乐器的发展中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刘伶诞酒浮虚，肆意放任，《酒德颂》一文，把“竹林七贤”共有的酒神型的艺术精神置入了中国艺术精神之中，阐释了七人艺术作品背后与酒的必然联系，为中国古代“非酒神型”的文化观点提供了罕有的佐证；王戎言简意赅，言约旨远，不过儒家思想的正直、清高在他身上演绎成了圆滑与狭隘。同时“竹林七贤”又是文人音乐的重要代表，他们大都身兼文人和音乐家的两重身份或者具有两者所共有的相同性，这就打破了音乐囿于某种技艺的局限，把深邃的哲理、丰富的想象、创新的技巧注入音乐思想、音乐创作、音乐演奏之中，他们具有博古通今的知识储备，流畅犀利的品评文笔，而且善于从理论的高度去探索和研究音乐艺术的审美与功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赋予了音乐更加深沉的灵魂，把音乐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