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转型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的变革,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各个阶层、身份群体的重新分化和利益的再次分配,以及对自我社会地位、身份的再次定位、认同与建构的过程。这种由于身份地位的重组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结构失衡,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集体抗争。企业军转干部集体争取身份认同和维护干部身份待遇的维权抗争就发生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身份认同是隐藏在中国各类型集体抗争中的“隐藏的文本”,以往的研究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很少有研究者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探讨集体抗争的动员、网络、策略等集体抗争逻辑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K县企业军转干部维权的个案研究,试图回答身份认同对于他们集体抗争逻辑建构的影响。　　 企业军转干部身份的认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企改革使得转业到企业的这部分军转干部的干部身份被剥夺,他们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变成市场改革的失败者,伴随着干部身份失去的还有保障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待遇。于是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意识到干部身份对于收入和再分配的重要性:没有干部身份,就没有话语权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待遇。他们急于寻求国家的再次承认。企业军转干部集体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被建构起来,恢复干部身份进而恢复干部身份所享受的一切待遇成为他们抗争的主要诉求。　　 企业军转干部独特的干部身份及其认同使得他们在抗争的语言上更善于通过政治性的话语,例如“维权”、“代表”“公仆”等等来争夺抗争话语的领导权,并以此来彰显他们集体抗争的合法性:在抗争动员上则采用共同的集体回忆和生活遭遇来进行维权动员;在抗争网络上,“军转干部”身份认同强化加深了他们日常的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的网络又强化了他们对于自身干部身份的认同,更加有利于抗争动员:在抗争策略上,除了采用其他群体常用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维权”、“依势抗争”等等策略外,干部身份认同的建构使得他们更善于把地方性的知识建构在其集体抗争的逻辑中,他们通过主动请求“陪访”,甚至把干部身份作为一种强武器来作为对抗底层政权的日常策略。因此,他们集体抗争的逻辑建构也经历了出于“生存伦理”的为名抗争到“政治伦理”或者说“权利伦理”以名抗争的转变,并以此来对抗地方和中央权威,争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