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是十分严格的,与性有关的行为被严格地控制在婚姻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生活形态的较量,中国人与性有关行为与观念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性解放、婚前同居屡见不鲜,与婚前同居同步而来的是中国未婚女性堕胎行为的大量增多。针对这一现实,笔者选择城市未婚职业女性的堕胎经历为具体研究内容,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以社会控制的视角从单位、家庭、社区三个角度对堕胎的现状进行描述与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同时,针对从单位、家庭、社区三方面揭示堕胎所受到社会控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中国未婚妈妈合法化这一事实,本文也探讨了未婚职业女性的堕胎原因。研究发现:1.对于在市场机制单位工作的女性来说,单位不再关心她们个人的私事,单位与个人之间在荣誉、地位、尊重上的交换力度大大下降,因此,单位对她们堕胎的控制消失。而对于在再分配机制中单位工作来说,单位对个人的控制作用依然存在。2.随着社会转型,家庭制度、家庭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家长权威不断弱化,家庭内部的成员关系平等化。个人成年后经济的独立与父母分居摧毁了代际之间源于家长权威的控制与服从关系,家庭对未婚职业女性堕胎行为的控制减弱甚至消失。3.大城市的精神生活促成了一些有助于未婚职业女性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场域”,如城市人口的匿名性、宽松的社会舆论,社区对未婚职业女性堕胎的社会控制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