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以21家A股上市银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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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普惠金融”一词频频出现在国内大众视野中,从政务公文,到各金融机构业务转型安排,再到各新闻媒体平台的相关报道,发展普惠金融已成社会共识。特别地,我国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商业银行作为其中的重要微观组成,是推动普惠金融落地的关键市场主体。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和普惠客户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似乎存在商业可持续性较差、内生动力性不强的现实问题。本文即围绕“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首先,梳理普惠金融、商业银行绩效、二者关系等三方面前人研究成果。其次,从“成本-收益”角度切入,借助博弈模型,并结合国有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性银行各自比较优势,探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对这两大类银行成本/收益影响的异同,提出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作用机理和理论假说,分析影响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力度和绩效的外部因素。再次,梳理国内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历程与成果,在测算21家A股上市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指数和财务指标以量化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程度和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关联性。之后,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针对所有银行的普适建议和针对地方性银行的特别建议,以促进商业银行商业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分析认为,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一方面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风控成本和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银行通过增加客户数量提高经营收入以及通过形成普惠声誉获得无形收益。政策压力和银行间的竞争博弈会导致各银行特别是全国性银行以优惠利率而非正常利率发放普惠信贷,压减银行利润空间;并且,随着全国性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地方性银行原有普惠客群将出现流失,进而只能进一步下沉市场。此外,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会通过资源共享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改善经营绩效。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均会显著增加其单位收入的营业成本,特别地,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信用风险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力度间的相关性存在异质性。(1)盈利能力方面,国有行、全国性股份行等全国性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会降低其盈利能力,且前者影响显著,相反,开展普惠金融对地方性银行存在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分析认为,全国性银行既有业务与普惠金融业务差异性较强,资源共享机制作用并不明显,并且在监管部门要求下,全国性银行特别是国有行要充当普惠金融“领头雁”角色,即不仅在“量”上要做到同业领先,在“价”上也要更为优惠,再加之银行间竞争博弈,导致利率水平偏低,故其盈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受损;同时,地方性银行本身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支农支小”,既有业务与普惠金融业务相似性较强,资源共享机制的作用较明显,再加之受政策约束较小,市场下沉后面向资信状况较差的客户能收取更高的利息,故而其盈利能力有所提高。(2)信用风险方面,国有行、全国性股份行等全国性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会降低其信用风险,且前者影响显著,原因在于全国性银行既有业务与普惠金融业务相关性弱,风险分散机制作用明显,且具备领先同业的金融科技水平、风控水平和整体资信状况较优的普惠客群。相反,城商行、农商行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程度的提升则会增大其信用风险,且后者影响显著,这是由于地方性银行既有业务与普惠金融业务相关性强,风险分散机制作用被弱化,再加之全国性银行竞争下原有服务客群出现流失,进而只能进一步下沉市场,导致普惠客群资信水平的整体下降和信用风险的增加。现实层面,不同银行普惠金融业务开展力度有高有低,不同类型银行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中担当着不同角色:国有大型银行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全国性股份行是有力补充,不过与国有行、农商行的开展力度差距较大;农商行坚持“支农支小”定位,在推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商行则存在一定程度的“使命漂移”。为提高各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积极性,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进行适度奖励、对守信普惠客群进行适度补贴,同时,加大对未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银行处罚力度和对违约客户的处罚力度,以营造良好外部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于商业银行而言不是“要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做好”的必答题。本文认为,通过运用科技手段、打造专业团队、谋求多方合作,持续创新产品、提供综合服务、做好风险管理等工作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的有效方式。特别地,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性银行应坚守初心,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亲缘”等地方优势,主动下沉市场、深耕基层,坚持探索开发具有本地特色、适合自身发展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占领差异化市场位置,避免盲目“跨区经营”,并根据自身业务情况推动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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