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175条之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骗取贷款罪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的分歧,司法实务中适用混乱,部分地区针对骗取贷款罪也出台了专门的规定,旨在实现区域内骗取贷款罪适用的规范统一。笔者通过梳理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上网公布的骗取贷款案件,分析了骗取贷款的区域分布和时间分布,发现近年来骗取贷款案件呈爆发性增长态势,且区域分布极不平衡,违背了经济犯罪发案规律。结合个案分析了控、审双方观点在骗取贷款罪认定上的分歧,发现在同一事实下,各方对本罪中“欺骗手段”、“造成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都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在罪与非罪之间争论不休。骗取贷款罪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混乱,争议较多,很大原因在于对骗取贷款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传统观点认为,骗取贷款罪侵害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或金融交易秩序,即金融秩序。但是由于这种观点在实现刑法的目的和确定性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将“秩序”这样笼统的概念作为法益,造成在实践中对贷款行为人的打击面过大,罪名适用界限不清、要求不明,破坏了法的安定性。不少人开始重新认识和反思本罪侵害的法益,并逐渐有将本罪侵害的法益界定为贷款安全的趋势,认为行为只有对贷款安全造成实质性重大危险或者重大损失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本文将骗取贷款罪侵害的法益理解为贷款安全,认为保障贷款安全才是设立本罪的最终目的,并通过分析金融制度设计、市场规律、刑法实行行为以及金融刑事立法趋势论证该观点的合理性。进而从贷款安全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骗取贷款罪,认为只有对贷款安全构成实质性重大风险的欺骗手段才能被评价为本罪构成要件中的“欺骗手段”,对“内外勾结型骗取贷款”和“真实担保情况下骗取贷款”中“欺骗手段”的入罪和出罪情形进行了分析;而在认定金融机构损失时,应当站在贷款安全的视角下考量损失与行为的因果关系,并在刑法上鼓励偿还贷款的行为,细化研究了金融机构损失认定的程序要求、时间节点和担保因素的考虑,以期合理认定金融机构损失,更大程度的包容行为人的过错;在认定“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当对贷款安全造成的危险与造成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整体审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不能片面地、孤立地理解刑法所规定的的“其他严重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