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归国以后，巴金在现实革命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使他开始怀疑作为政治信仰的安那其主义，面临身份认同的巨大困境。1935 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为巴金缓解精神的痛苦带来新的转机，巴金将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践的政治信念转化为一种工作精神、岗位意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坚守安那其主义“正义、互助、奉献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为青年出版能读、可读的书籍，构建知识分子的新的民间价值系统，传递思想的火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巴金看来，抗日战争同西班牙内战一样，是民众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自发的民众运动，亦是对旧有政治机构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众的自由和平等，这激起了巴金内心深处重新参与政治的激情。于是，巴金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他响应出版界号召，出版更适应抗战时期特定文化需求的《烽火》；他集中翻译与西班牙内战相关的文章、著作、画册，宣传抗战，声援西班牙内战，为国内前方忠勇之战士和后方义愤之民众呐喊、助威，给予他们启示，亦为国际乃至国内的安那其主义者及其事业正名；同时，巴金还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与各种抗战思潮、主张的论辩中坚持“联合战线”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主体性，在他的部分散文书写中足见他树立了根植于安那其主义的独树一帜的抗战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初期的激情高涨、乐观自信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相持不下的战争局势、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长期漂泊不定、世事沧桑、前路渺茫的生活，再加上不惑之年、中年返“家”，催生了疲惫思归、渴望安稳的心境，也修正了根植于安那其主义思想的“废家”倾向。这些思想、心态、生命体验的变化体现为：在翻译选择上“由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英雄故事转向斯托姆的爱情小说和王尔德的童话”；在小说创作上“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为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憩园》、《火》三部曲等小说中“家”、“家长”的形态悄然发生着变化，与“激流三部曲”相比，“家”不再只有冰冷的秩序，不再只是压抑青年幸福和意志的囚笼与枷锁，“家长”也不再是愚昧、不义、绝对地“对立”，“家”开始有了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温情，是栖息身心的居所；在散文书写上也开始出现平和闲适、充满日常情思趣味的文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