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元鼎因处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际,有着独特的人生遭际与心态,加之个人情感经历,造就了独具一格的诗词创作。本文聚焦于其诗词创作与心态的典型性和独特性,将它置于时代背景中考察,试图揭示其地位与意义。文章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介绍李元鼎的家世、生平和著述。李元鼎生于江西吉水望族,家族科举从宦,多有名媛贤母。他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升光禄寺少卿,但中途遭人陷诟。甲申国变,李元鼎投诚大顺政权,鼎革之后又降清,官至兵部左侍郎。仕清一波三折,最后因任珍案罢官,遂隐居林下直至终老。考察著述版本,主要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香雪堂本《石园全集》三十卷,另有《百名家词钞》所收本《文江词》以及江西巡抚采进本《灌研斋集》。第二章探究李元鼎与贰臣的文学交游。与他交往密切的贰臣诗人分别有诗文前辈钱谦益、同朝后生龚鼎孳、患难挚友熊文举和朱徽、书画同好王铎等。总的来说,其交往以南方贰臣为主,他们频繁集会吟咏唱和,成为有着心理认同感的“贰臣文社”。第三章对李元鼎的贰臣心态与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是本文的重点。李元鼎成为贰臣有着个人思想与政治局势两方面的原因。其文学创作反映了贰臣心态的形成与演变:仕隐矛盾是甲申国变前后的心理状态;仕清后又陷入悔恨与疏离的心态;隐居林下内心空虚荒芜,只好观剧遣愁;最终入山逃禅,得以释怀。在遭际与心态变迁的影响下,其诗歌具有阶段性特征:前期清新明快、真机流露;中期沉郁顿挫、悲凉凄恻;后期绵密安雅、温厚平和,清晰地展现了明末清初诗风嬗变的脉络。李元鼎论诗以“性情”为先,倡导“必本性情之真”;主张向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学靠拢,复归风雅;他将唐诗作为取法的源头,倾向于诗学“宋诗”,形成了“宗唐祢宋”的诗学取向。其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明清诗风的转化,具有明清易代之际承上启下的诗史意义。第四章着眼于夫妻唱和,发掘“梅山”情缘对李元鼎的影响。他与妻子朱中楣的诗词唱和内容深刻、形式多样,并且互动性极强,建立了平等的对话方式。不仅对他的政治抉择产生影响,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词创作,使夫妻情感与家庭书写极为真挚;开拓了创作体裁,使《文江词》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其承接晚明花间余波,亦有所超越,在明末清初词风演进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