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大报告宣布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以来,政学两界就已展开对以备案审查为依托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探索。2018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有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职责。随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被写入宪法正文,合宪性审查实践得以全面铺开。作为合宪性审查对象之一的地方性法规,因其具有数量庞大的特点,具有广泛的合宪性争议。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已占据全部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多数比例,也由此形成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案例。然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实践已渐渐展露出诸多现实与理论层面的问题。其一,地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的地方性法规撤销权和批准权,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独有的功能定位,使二者陷入合宪性审查多元化主体的争议之中;其二,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合宪性判断的标准并不明确,具体表现为处于何种条件下对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将升格为合宪性审查,以及如何理解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其三,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结果处理方面存在缺陷,一方面,处理手段中以“柔性处理”居多,“刚性处理手段”适用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合宪性审查结果中可能出现的勘误,缺少事后纠错的机制,由此可能会造成损害合宪性审查主体权威、降低地方性法规制定机关积极性以及公民权利无得救济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纳和演绎,以形成关于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现状的完善建议。第一,本文坚持合宪性审查主体一元,但在合宪性审查功能发挥层面上可为多元化主体的观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撤销权与批准权事实上具有合宪性审查要素,省级行政机关能够辅助合宪性审查工作,以提高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效率。第二,本文以立法法规定的三类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构建合宪性审查标准:即合法性审查先于合宪性审查属于通用模式,但满足两种条件即可触发合宪性审查优先;至于相抵触标准,本文借鉴澳门合基性审查经验,运用宪法解释案的方法进行明确,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与积极性。第三,论证刚性处理手段仍具有适用前景,并构建事后纠错机制,形成正确的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结果。藉由以上建议,帮助合宪性审查制度优化,保证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秩序相一致,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最终实现促进宪法监督、落实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