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发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成就为指归，并与科学相结合，创造出西方写实绘画艺术的经典;在中国，10世纪至13世纪的宋人，在复兴中国古典文化方面，产生了“理学”这样主导后期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也同样育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写实性美术典范。这种前后相接、东西辉映的人类艺术史现象，使中西方的两大类既有同又有异的写实性艺术显得格外鲜明。具体来说，在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宋代绘画的写实性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宋神宗时期的宫廷院画家崔白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德国美术发展史上，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两人都以其独特的写实性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也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艺术创作。　　在两种不同的写实技巧和写实传统下，崔白和丢勒都创造出了“真实”的作品。他们各自创造的这种“真实”，既有相似之点，也有不同之处。他们都不只是为描绘对象而描绘对象的“绘形”之作，都是要借助对客观对象的描绘表达各自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这一点上，两人是没有区别的。但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社会历史，他们的审美需要、艺术观点等又有所不同。　　以崔白为代表的宋代宫廷“院体面”之画法理论，是以不失形似的“气韵生动”为最高目标，经“骨法用笔”而“传”“、移”“、模”“、写”，以主客观统一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去造型和设色，实践“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之道。其中，作者与物象融为一体的生命整体性，要求绘画最高表现“理”，从而达到“援形写神”、“明物象之原”。它有着谨严的“格物”精神，既尚观察生活的精确物理，又尚画法的精微。以丢勒为代表的写实绘画方式秉承了“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和“细节上再加细节”的尼德兰绘画传统，并融合科学精神，把自然科学原理引入绘画，运用透视学、光学、解剖学等原理，构建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写实绘画的新体系。它以认识世界、再现世界的浓厚兴趣，在人体解剖、空间透视、光影质感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和制作技术方法。　　崔白的这种写实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只延续了一段时期，其后仅有少数画家追求这种风格，这种观察方式也在演进过程中被另一种重“写意”的文人画方式替代了;而以丢勒为代表的这种绘画方式在西方却源远流长，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传，直到十九世纪。支持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主义的理论、目标及其知识体系，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没有产生。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写实，只是近现代人们往往夸大了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在整个中国艺术中的位置与作用，而忽视了宋代写实艺术这方面的传统。　　本文采用平行比较和文化比较的方法，立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相关史料，从崔自的《双喜图》和丢勒的《野兔》两幅作品的具体比较出发，通过分析二人对“真实”的不同再现，异中见同，同中辨异，系统阐释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写实面貌，并追本溯源，探究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文章将重点论述崔白、丢勒两人所处时代的艺术传统对两人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影响崔白的宋代理学中的“格物致知”和影响丢勒的“细节上再加细节”的尼德兰传统和“科学”的文艺复兴传统，从而使人们能分别更好地理解中西绘画不同的写实特质，也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