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间,食品安全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公众餐桌上似乎一夜之间俱是有毒食物,从三聚氰胺牛奶到致癌食用油、从瘦肉精猪肉到孔雀石绿鱼肉、从染色馒头到含铬大米、从塑化剂饮料到铝超标薯片,防不胜防。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是从政府层面到普通公众都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食品安全报道兴起,成为一个新闻富矿,转型期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配交织,媒体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大众媒体的“迟钝”会遭到批评,但媒体的过度传播和不当解读也会造成公众恐慌,破坏媒体自身的公信力。食品安全报道呈现议题演变、争议性议题突显、常规性报道与突发聚焦共存等特点。大众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发挥监督、议程设置、定义功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食品行业相关标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食品安全报道也因其所造成的效果偏差备受诟病,诸如夸大恐慌、推动或制造新的风险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成为食品安全报道的问题。在归咎于大众媒体自身的失范和失责之外,风险社会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维度。当前我国面临工业化和现代化共存、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的背景,在传统风险之外,我国食品安全体现了现代风险的特征：不确定性、知识依赖、人为决策和制度性风险等。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我国食品安全报道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本文以风险社会为视角,以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探析大众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的功能和作用,剖析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的虚假新闻、跟风炒作、滥用标签、误置议程等效果偏差,并试图对此提出对策,以期为自由而负责的食品安全报道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风险社会视野下,大众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应深化其监督功能,拓展沟通功能,担当公众心态培育角色,同时规避效果偏差。大众媒体自身坚持践行社会责任,合理设置食品安全报道的媒介议程,提高科学素养,引导对话和沟通,在科学理性的对话中促进共识达成。健全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社会风险责任的分担、良性的社会运行也从外部有助于大众媒体食品安全报道矛盾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