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同时国家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权。从立法层面来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同时产生的,但是法律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赋权仅限定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特定范围之内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之前,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之前所提的量刑建议与认罪认罚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有显著不同。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包含控辩合意、应当获得法院尊重、应当尽可能精确等。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检察机关提出了“量刑建议精准化”这一新概念。从2019年开始,检察机关办理公诉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的比重急剧上升,同时更加注重精准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发文要求提升量刑建议的比重和精准性,并将量刑建议的精准程度纳入考核指标。作为一种刚刚被法律“正名”的权力,将之充分运用并达到精准化程度,对检察机关而言无疑存在挑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精准化有其现实意义,在实务操作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精准化一方面能够减轻法官的量刑负担,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精准化的量刑建议特别是绝对确定性的量刑建议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务中难免遭到一些法官抵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合理性和正当性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实现,以及如何解决实务中面临的现实困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认罪制度,解决上述问题必然应当在中国的司法现实层面展开,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实务特点的解决路径,如科学把握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要求、提升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水平、构建有效的控辩协商机制、理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法检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