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多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导致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还是中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公共投资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理论分析上，Barro(1990)将公共投资流量纳入到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Futagami et al.(1993)在其基础上引入了公共资本流量，并考察了其动态;Glomm and Ravikumar(1994)考察了公共资本的拥挤性对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关系的影响。学者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最优公共投资率应等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经验分析上，学者们采用了生产函数法、成本函数法、向量自回归法等等方法，回归分析的结果大都证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大都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特征上，此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也常常有相反的结论。那么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模型中的理论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中国的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展开以下方面的研究。　　第一，本文分别采用生产函数法、向量自回归法和条件收敛法对中国的公共资本或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种方法都证实了中国的公共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结果有所不同。通过采用对数凹形增长函数对中国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率进行估计，发现中国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率已经超过了最优规模。　　第二，鉴于以上的分析表明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基础设施分成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考察了他们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铁路基础设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负，原因可能在于铁路货运运力不足造成的瓶颈作用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公路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公路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在1998年之前不显著，但在1998年之后变为显著的正影响。能源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在1998年之后要明显大于1998年之前，但信息基础设施则相反。中部地区的公路基础设施产出弹性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负。　　第三，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与非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中，首先在一个只有私人部门的单部门增长模型中，考察了基础设施投资对非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作为影响私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入生产函数，在稳态中基础设施投资对非基础设施产生了挤入作用。随后在一个包含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公共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与私人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在稳态中公共资本是否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入作用取决于公共部门生产的产品与私人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替代弹性的大小。　　接下来本文针对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全国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中，公共投资对非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对非基础设施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挤入效应。基于省际数据的面板模型也证明了公共投资对非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对非基础设施投资都存在着显著的挤入作用，但是公共投资增长率与非公共投资增长率之间却存在着负向的关系，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非基础设施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这似乎意味着公共投资对非公共投资挤入效应正在递减，而基础设施投资对非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入效应正在递增。　　第四，本文接下来考察了中国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分别采用索洛剩余法、潜在产出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本文针对索洛剩余法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考察其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研发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研发资本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　　最后，本文最后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下一步将要在拥挤性公共资本、盈利性公共资本与经济收敛的关系，公共投资对内生化绝对收敛的影响，以及公共投资与经济收敛的实证分析方面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