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迁,新疆从天朝制度下的边疆逐步向民族国家制度下的边疆转变。无论是在清代中后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对于新疆的研究始终是举国上下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先是促生了清季兴盛一时的“西北史地之学”,后是在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又促生了“边政学”。徐松撰写的《西域水道记》堪称清季“西北史地之学”的典范,而民国学者曾问吾撰写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则具有深刻的危机意识,堪称当时最为详细的研究新疆的边政学力作。《西域水道记》和《中国经营西域史》恰恰代表了两种知识范式和立场,前者是站在天朝的立场,是以乾嘉实学为本,体现出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一面；后者是以民族国家的立场,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的知识为背景,完成西域的“国家化”叙述。从西北史地研究到边政研究,在研究方法、疆域观、族群观、国家观几个层面实际上都发生了转变。本文以《西域水道记》和《中国经营西域史》为中心,对清至民国两种新疆研究范式做对比研究,力图展现清至民国汉语新疆研究人群在疆域观、族群观、国家观几个层面的认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