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根植于全球化和后工业情境下的社会治理呈现高度的不确定性,跨领域、跨层次的治理主体间依存程度渐趋增强,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促使决策者更青睐于“跟进式”的政策创新路径以降低风险成本,政策移植(Policy Transplant)成为各治理主体推动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能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重要策略选择。一方面政策移植的可示范性、低风险性和低成本的工具优势逐步成为弥合政策供给局限性的内部元素,另一方面地方政策供给能力的良莠不齐伴随地区间跨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形塑移植生发的外部空间。纵观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贯穿于中央政策自下达到贯彻执行的始终,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局部性的革新行为成为自组织的“政策再生产”表现形式。然而,作为政策供给手段的政策移植并非仅仅停留在对旧有政策的全盘复制,在已有的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实践中已存在多个混合启发式的政策创新先例,这种“政策再生产”暗含了政策植入方在学习转移政策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地方情境所作的有限变更,其形塑的创新政策依然保留了和转移政策可识别的相似性。文章在梳理政策移植研究视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政策创新触发机制和政策移植的运行向度为线索审视上海市河长制政策落实情况。“河长制”作为一项应对复杂水问题的重大探索,并非水治理变革的终点。事实上,党政领导担任河长负责流域治理这一制度只是一项指向性的治水方略,而如何真正实现“河长制”的政策绩效需要一系列相应配套措施和资源的支撑,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沿袭或改革存在巨大的可操作空间。西方学者Dolowitz和Marsh将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政策移植程度分为复制、模仿、混合、启发,而从上海市各行政区近一年来“河长制”落实情况的调研发现,既存在一些行政区简单地复制模仿行政问责、包保责任制等中央政策的原教旨,也存在一些行政区以“河长制”为引擎开启了河道长效整治的新变革,增加了跨域治理、社会力量参与、水体综合功能等新的内涵,且呈现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景。本研究即以上海市12个行政区“河长制”政策实施情况为案本,从“行政压力、政策需求、资源禀赋、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审视“河长制”转移呈现“复制”和“再生产”的差异性比较,并应用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建构造成政策移植的可能因素组合。经研究,上海市“河长制”的政策移植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主导型移植模式、政社智合作型移植模式和复合驱动型移植模式三类,且三类组合模式的生成逻辑源自各区对已有资源的自然反应,故应报以“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进行中立评判。从固有政策向复合驱动型移植模式的变迁路径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走出现有“河长制”政策环境的局限并勾画可能的移植向度与转变空间成为本研究力图阐明的现实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