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古希腊神话中费德拉和希波吕托斯这一故事原型为出发点,探讨后世的剧作家对它的改编和重塑。在同一母题之下,不同的剧作家因为所处的时代和价值取向不同,在表现主题时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效果。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引言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以文明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世界史模式得出希腊神话是世界文明中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结论,并简要叙述希腊神话中的费德拉和希波吕托斯的乱伦故事。第一、二、三、四章分别论述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拉辛的《费德拉》、20世纪初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费德拉》和当代英国女剧作家萨拉·凯恩的《费德拉的爱》这四个最著名的根据神话原型改编的剧本。最后结论部分分两点论述:一方面从剧本中三个主要人物费德拉、希波吕托斯和忒修斯的性格特点出发,比较四位剧作家重塑这三个角色的过程中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剧作家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从最初的欧里庇得斯在父权一统天下的奴隶制时期,通过创作《希波吕托斯》试图表达他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但是客观上仍难以摆脱那个时代大气候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不屑;古典主义时期,拉辛曾认为让一个高贵的王后说出诽谤之词太阴险,然而在实际上,费德拉仍被描写成了一个嫉妒心极强的表里不一的人,她违反人伦道德,丧失理性。不过,这也符合古典主义文学颂扬理性、鞭挞情欲的思想特征;而到了茨维塔耶娃的时代,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蓬勃兴起的时代,人们开始对个体的深层次心理给予极大的关注。女诗人充分发挥心理描写的优势,将女性的孤独、寂寞、痛苦、狂热等等情绪加以细腻而生动的刻画,指出费德拉情感危机的根源在于她畸形的婚姻:她与忒修斯年龄与情感的不对等,从人性的角度对费德拉投入了怜悯与同情;而萨拉·凯恩则将故事置于当代生活的背景下,关注现代社会中由于信仰的失落和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的缺失而引发的个体自身的痛苦和迷惘:无论希波吕托斯还是费德拉都已经迷失在无序、暴乱和隐晦的价值体系中,显现了剧作家对现代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和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