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在华日办报刊不惜捏造历史,歪曲事实,大肆渲染中国政局混乱,极力宣传“王道政治”,沦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的政治工具。由日本侵略者创办的、用于混淆当地民众视听的《满洲日报》也不例外。我国东北地区军民饱受殖民侵略的十四年里,在日本当局的操纵下,于1932年3月1日在吉林长春建立了所谓“满洲国”,并在1932年3月9日举行了所谓的“建国仪式”。在伪满洲国存续的十四年期间,伪满洲国当局及军方举办了多种官方纪念仪式和庆祝活动,并且利用作为“喉舌”的报刊,积极对此进行宣传报道,以期达到当局的宣传洗脑和使“满洲国”正当化、合法化的目的。《满洲日报》最早创办时间为1905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而停刊,是中国东北地区创刊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报纸。1907年后,《满洲日报》及其改名前后的《满洲日日新闻》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事实上实行殖民侵略活动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机关报,也是日本关东军的“御用报纸”,该报的报道和言论基本可以代表日本当局、侵略当局和关东军的官方立场和报道倾向。因此,本文将1931年至1932年的日文《满洲日报》刊载的“满洲国”的“建国”纪念相关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探究“满洲国”的“建国”这一沦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报纸上的呈现形式,运用文本分析、数量统计等方式方法,分析这些新闻报道中所隐含的背后意义,探究报纸这一媒介在殖民宣传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机制及相关舆论体系的建构。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两个方面:1、国内研究者往往就伪“满洲国”时期的中文报纸资料为依托进行研究,未就日文报纸展开过有针对性地研究;2、以往研究更多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研究依据,尚未有学者从议程设置角度展开分析和研究。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那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一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本文通过对筛选过后的新闻报道进行通读分析后发现,“满洲国”建国约两周以前,作为“满铁”机关报的《满洲日报》便对此事进行渲染和预热,并就相关议题进行了安排和设置;“满洲国”建国以后,《满洲日报》通过采取制造“满洲国”的“建国”是东北地区民众的迫切要求、日方与此完全无关的假象,为“满洲国”及其政权的合法化、正当化而造势等手段,在表述上虽采取旁观的态度和新闻叙事方式,但依旧将中国东北地区视为“受到支那暴政压迫”的地区,极力渲染“满洲国”的“建国”才是中国东北地区民众的“救世主”的形象,依此对日文《满洲日报》的读者群,也就是当地日本侨民进行宣传洗脑,达到使这些民众认同支持、并愿意为“满洲国”的建设而奉献的宣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