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各种社会利益的分化也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对公共政策的辩论与关注对于我国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自2003年以来，SARS疫情、禽流感、手足口病、三鹿奶粉事件、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持续而深刻地曝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建设滞后、体系薄弱、投入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均等缺陷，更凸现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政策领域意识的淡漠、思维的传统和政策网络的封闭。由此，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出发，反思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演化进程，加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化，促进公共卫生政策创新和范式转移，从而有效地回应各种新发疾病、药品和食品等卫生事件的挑战，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认真面对和着力研究解决的优先政策议题。　　政策范式是政治学家PeterHall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解释和说明政治生活中重大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变迁。政策范式代表着政策制定者的知识框架和行动准则，不仅支配着政策目标的认知与设定，还决定着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安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要实现政策范式的变迁，异常事件的出现及其累积效应将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这些事件会不断消解现有政策范式的解释力，在矛盾、冲突乃至灾难性的后果中宣告原有政策的失败，并促发“社会学习”的过程。因此，本文从三个关键环节研究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变迁过程。第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演化机制。就范式转变的触发因素--异常事件而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风险感知的扩散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受害人群的广泛性、身体损伤的直接性和心理伤害的长久性使得这个政策领域的异常事件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公共危机，并进而触发政策调整和变迁。研究在这个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的演进机制中政策决策者、民众、大众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政策网络关系和互动过程，是揭示我国公共卫生政策调整乃至范式变迁的逻辑起点。第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社会学习过程。社会学习是为了解决政策问题而进行的对新理念的集体探寻，参与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有政党、政府官员、政策权威、专家学者，还有媒体、各种社会组织和普罗大众。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社会之间的理念流动实际上是整个政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指导着最后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具体内容。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政策评估的过程，总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宣告现有政策的部分或者整体性失败时，人们才会采用新的理念来指导和制定新的政策，并由此引发政策调整乃至范式变迁。第三，公共卫生政策调整和范式转移的内在机制。2003年SARS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调整是深刻而明显的，这尤其体现在中央自2006年以来重新发起和推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中。这种调整由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并经历社会学习的过程而逐渐深化。本文通过对公共卫生政策调整内容的分析，探讨自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发生的诸多政策变化能否归结为政策范式的变迁，并具体说明其内在的变化机理。　　为此，本文引入了风险社会强化、社会学习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来补足政策范式的分析框架。在经过对2003年的SARS案例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案例的比较分析中，本文认为自2003年以来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政策的调整是非常明显的，这既包括Hall讲的三个序列变化，即政策总体目标和理念的变化、政策工具的调整和具体的政策设定，也包括政策制定过程本身的调整和变迁，即政府尝试社会学习和互动，并逐步推进政策网络的开放化。由此本文肯定了自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移正在发生过程之中。但是，这种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既有渐进的、连续性的政策变化，也有应激式的、剧烈的政策范式变迁。但是，本文在分析中提出，对于政策权威核心自由转换的需求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和政府过程中不是轻易能够得到满足的，从而导致政府的社会学习机制不畅，动力不足，这也成为阻碍政策变迁和范式转移的重要原因，因而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断加以深化。　　当然，对公共卫生政策领域的研究只是一种尝试，因为这个政策领域还不带太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政策调整乃至范式变迁的阻碍往往只是来自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博弈，以及部分既得利益团体的干扰。因此，本文研究的另一个目的也在于通过探讨自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调整与范式变迁过程来思考和探索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并期望这种研究能够对其他社会政策领域的分析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和思考径路。